我}自己是一個長期病患者，但使我對最近香港政府對醫療融資諮詢文件關心的，卻是身邊患上頑疾的朋友在患病時所需要的醫療照顧而引起的。
我在這兩、三年內與癌症的接觸非常親密，我的一位大學的同學在三年前突然發現身體一些異常的狀況，入院檢查後發現有肺積水和肚積水的現象，在抽取肺部的積水經化驗後，在積水之中發現了癌細胞，經多翻追查後，醫生的診斷不是肺癌，而是未能找到癌瘤的腹膜癌，建議的治療方法是採用化學療法，在接受由醫管局的醫院治療時，醫生告訴病人，現時由醫管局所提供的化療藥物中，對這種病況未必最有效，倘若要施用一些較為有效的藥物，醫生是可以處方一些療效較好的藥物，但需自費。以每三個星期計算，單單化療所需的藥物便需八千多元，至於日間醫院的收費，交通費及其他的開支還未計算在內。
在另一個個案中，是我的一位同事，他四十出頭，家裏有太太及兒子，兒子現時十歲。在兩年前，因身體突然消瘦了很多，但沒有任何的病狀，在家人的勸籲之下，決定前往驗身。一驗之下，所得的結果竟是血癌，經詳細的診斷後，醫生建議兩個治療的方法，其中一個就是找尋適合的骨髓作移殖，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以最新的藥物作治療。在深入瞭解療程後，我的同事認為採用骨髓移殖的治療方案的危險性較高，故此選擇以加以域治療方法。但與上一個個案的情況類同，按照醫管局的藥物名冊政策，醫管局不能提供這類藥物，我的同事月入大約四萬元，要負擔家裏一切大小的開支，而加以域療法所需的藥物開支每月要大約二萬多元，在這情形下倘若要每月支付二萬多元的醫藥費，又談何容易呢？倘若不是得到撒瑪利亞基金的協助，他要以加以域療法去治療血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從上述兩個個案之中顯示，疾病的來臨是人所不能預見的，但假若遇到一些長期的病患，又或嚴重的病症，所要付出的醫療費用，著實不是普通收入的人士所能應付，故此有一個良好的醫療架構，當巿民有病患時，能使病有所「醫」，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香港政府推出一份名為《掌握健康，掌握人生》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並邀請巿民大眾提出意見，希望在其中六大方案中提議可選取的方案。但政府在公開諮詢時，往往都只著重及強調香港現時的醫療制度正面對嚴峻的挑戰，包括人口老化、醫療成本上漲、公共醫療開支不斷上升等，以致引導巿民覺得，香港現時的公共醫療系統的負荷愈來愈沈重，假若不立刻進行改革和融資的改革，便會使香港整個社會陷入困境，使下一代無法享有優良和可持續的醫療服務。
我非常認同現時的醫療政策不完美，亦贊成要進行改革，但改革並不等同要贊成進行醫療融資的改革，更不等同要立刻進行醫療融資的改革，其實即使不進行改革醫療融資，維持現行的融資安排（即透過稅收支付公營醫療系統），政府所列舉的問題，仍然可以得到解決，而不需要增加巿民的負擔來應付需求。原因有下列各點﹕
(一) 政府現時醫療整體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上限設於整體開支的17%。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7-08年度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會將醫療衛生的開支由現時的15%於2011-12年增加至整體公共開支的17%，驟眼看來政府好像已將醫療開支佔整體政府開支的比率提高，但卻從來沒有解說為何只將上限設於17%。
相對於其他的國家，雖然制度不同，但以2003年為例，澳洲政府是16-17%、加拿大是16-17%、英國是15-14%，而香港是12.4%，雖然於2007-08將上限提升至17%，但相對其他先進國家，以2003年的相對比率，香港的比率仍然是較低，故此提高比率，並不能構成要求巿民增加負擔的原因。
(二) 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遠不及其他國家
根據《諮詢文件》的數字，2004年公共醫療開支為378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2.9%，即使2033年增加至1,866億元，這個比例亦只是5.5%，遠不及世界其他同樣以稅收為主要融資方式的國家現在的水平，例如﹕在2007年，澳洲的公共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為6.4%、加拿大6.9%、英國是7.2%等，所以政府根本不需過份憂慮。
進一步說，即使以總醫療開支來計算，情況亦相若。根據《諮詢文件》的數字，2004年總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5.3%，即使到了2033年，這個比例亦只是9.2%，這不及世界其他同樣以稅收為主要融資方式的國家現在的水平，例如﹕在2007年，澳洲的總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為9.5%、加拿大是9.8%、英國是8.3%等。
(三) 政府對未來醫療開支推算欠準確
按政府的推算，在2004年至2033年間的公共醫療開支，將由378億元，大幅增至1,886億元。對於政府這項推算表示質疑，原因有二﹕
- 過去政府發表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均會為未來的醫療開支作推算，但往往與實際的結果相差甚遠。舉例說，1999年「哈佛專家小組」發表了一份題為《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要改? 為誰而改?》的諮詢文件，推算香港到了2004年，公共醫療開支將增至888億元，但實際上，2004年的公共醫療開支只是372億元，是原來推測的42%。由此可見，政府對未來醫療開支的推算欠準確，有時更與實際的結果相差甚遠。
- 有學者的推算亦發現，假如政府投放於公共醫療的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不少3.5%，到了2033年，政府投放於公共醫療的開支將達到896億元，但推算的醫療開支只是483億元 (基於2006年的服務水平)。換言之，不但沒有財政赤字，反會有盈餘。
- 再者，在醫療諮詢文件中，政府只是伸手向巿民要錢，但諮詢文件中卻從來沒有告訴巿民，透過融資方案中取得的資源，將會以何種的方式注入醫療系統，亦沒有提及將所取得的資源如何調配，更沒有提出將所取得的額外資源怎樣去進行醫療系統的改革。作為一個基督徒，我認為就算政府要進行醫療融資的改革，首先要理解醫療融資並不純釋是一個財務的問題，更應是社會公義的問題，故此無論情況如何，融資的原則應包括下列各點。
(一) 財富再分配
醫療開支是公共開支中重要的一環，政府財政的運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履行公義，使弱勢社群的基本權利得到體現。政府財政應發揮「財富再分配」的作用，而基於這個原則，醫療改革亦應朝向這個方向進行；尤其是醫療融資涉及財政分擔的問題，直接影響巿民生計，所以政府應該列出更多數據，讓公眾深入討論，以確保所提出的方案是符合公義分配的原則。假若從這個角度看，目前以稅收支付公共醫療開支的方法，是比較公平和能夠保護低下階層。
(二) 疾病的社會本質
不少人都認為，健康是個人的責任，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不應倚賴他人為自己錯誤的生活習慣負責。當然，這論點有一定的道理，但要知道，生病往往是由社會及居住環境所造成的 (例如空氣污染、過長工時等)，是社會「成功」的代價。因此，處理疾病不可能完全是個人的責任，社會和政府亦有責任的。故此患病機會較低的巿民，應該感到高興，但與此同時可否亦應該考慮幫助患病機會較高的巿民，以體現作為社會一份子的責任承擔和履行社會公義原則。
(三) 保障弱勢社會群的利益
鑑於低收入人士在社會是處於弱勢的一群，因此在醫療融資制度方面，政府責無旁貸，應特別保障低收入人士也能獲得充分的醫護服務。在《諮詢文件》的六個融資方案中，政府似乎傾向強制性的醫療保險計劃。然而，強制性的醫療保險計劃，又能否保障弱勢社群的利益呢? 可以預見，當實施了強制性的醫療保險劃之後，會有一部份人，例如長期病患者，會很容易被保險公司分辨出為高風險人士而被拒諸門外。由此可見，強制性醫療保險計劃可能會使弱勢社群的利益受到忽視，有違社會公義。
其實一個完善的醫療系統，應能鞏固及維繫基層醫療的服務。在文首中所提及的兩個例子，雖然好像未必會影響至每一個人，但患病絕非個人所能預測及控制，那兩個例子，亦是每一個基層巿民可能面對的境況，故此若不能解決基層巿民的需要，任何的改革都會變成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