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心扉的溝通

梁：請問劉醫生當初為何選擇讀醫科並以精神科為專業？

劉：學校在中三開始把科學一科分為化學、物理及生物，我對生物學特別感興趣，此科目觸及我們人體的生理結構，乃至為何會生病，是非常貼身的學問。因著濃厚興趣，自行研習進階的中四、中五課本。升上預科後，我把更多時間放在生物學。還記得中七當年老師貼中考題「吸煙對身體的壞影響」，從中理解到生物學知識的應用非常實在。但為何大學最後報讀醫學院呢？因為讀醫科讓我可實現幫人的意願，當然工作前境及保障是其中的考慮因素，但始終以興趣為先，五年醫科生涯不易為，沒有對知識的渴求是很難堅持下去。

我在香港大學修讀醫科，醫學院課程內容的劃分，內科佔最大比重，其次是外科、骨科、婦產科、兒科，精神科只佔課程的很少部分，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年對精神科的認識不深，我是首批在香港大學畢業的精神科實習醫生，在1996年10月至12月期間實習了三個月。由於是第一屆精神科實習醫生，實習範圍未明確定立，好處是有很多時間從旁觀察和學習，更有機會應診，得到實戰機會。每次跟病人會面約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我會聆聽病人描述自己的狀況和感受去斷症，因此醫生和病人之間有很多互動，這個亦是精神科的獨特之處。這種學習跟其他內、外科把時間放在基本熟練醫護程序及技能上（例如抽血、注射等）大不相同。我先後在婦產科、內外科實習，覺得自己的個性比較慢條斯理，最後決定選擇精神科。我在1997年7月入職葵涌醫院，當年精神科醫生數目不多，工作非常繁忙，卻收獲豐富，兩年後得到專科訓練，等候階段確實讓人著急，為此亦曾經萌生轉科的念頭。不過我個人對此科目興趣甚濃，並對獨有的「主診醫生症制」（病人不論在門診/入院診治均由同一醫生跟進）非常認同，因此一直留守精神科。

梁：在多年行醫經驗中，有哪些較深刻的個案和體會？

劉：精神科與其他的專業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在於臨床診斷乃依據病人及家屬提供的病情描述與病徵，而沒有其他檢測指數可參考；而病人在不同階段會提供很不同的描述，抑鬱或躁狂出現時對同一件事的說法大相逕庭，斷症和診治方案隨之調整。通常醫生會跟新症病人見面一個小時，這樣可以更詳細、更有質素地理解病人情況。

當然不是每一個病人都醫治成功，曾經有一個案讓人非常無奈，有位高危自殺病人不願入院，家屬也顧慮他的意願；雖然加密覆診次數及安排上門探訪，唯病人最後仍重回去其兒子輕生的地方，結束生命。香港的老人自殺率很高，世界排名經常徘徊在前三位。在2002年醫管局推行「防止長者自殺計劃」，我被部門主管委以重任，負責此項計劃，後來成立了全港首個病人自助組織。我見過很多病人在康復後判若兩人，因此邀請他們回醫院做義工，每天輪流當值，遇到抑鬱症的患者，就跟他們分享過來人的感受和講解入院等情況，減少他們的憂慮，這個助人助己的方案，效果很好。其實強制病人入院，未必能夠避免同類事情發生，尤其當病人在抑鬱期間，醫生的解說往往聽不進耳，反而同路人的分享來得實在。我亦會為這類義工安排一些活動，讓他們在其他方面有所得益。

梁：精神科醫生是不是有些特質，例如擅長溝通，很能了解別人的內心？

劉：記得精神科李誠教授曾說，每個人都懂溝通，只視乎個人意願；你可以跟朋友深談，自然也可以跟病人溝通。當然，有些人在這方面能力較強，但最重要是用心和建立信任。以抑鬱症為例，很多病人都有失眠情況，醫生處方安眠藥讓他親嘗醫治成效，是很有效的方法去建立信任。當醫生知道病人有經濟困難，可轉介醫務社工申請相關基金，解決燃眉之急。精神科醫生需要細心聆聽，多了解病人的各個方面，亦要知道不同渠道所能提供的援助，能幫的儘量幫助。我本身是個較感性的人，看電影容易觸動流淚的，算是較有同理心理解病人內心的困難。

梁：請問你是怎樣由精神科轉向醫療行政工作？

劉：我在葵涌醫院任職的時候參加「公共醫療醫生協會」，開始接觸一些醫院行政事務。到了2008年調任瑪麗醫院，我把更多時候放在處理部門行政工作，之後逐步加重這方面的職務。大概在2015年，約有一半時間在處理醫院行政工作，包括個人資料私隱、病人服務質素及安全、醫院認證及職安健等不同範疇。至2018年開始，出任港島西聯網質素及安全服務總監。此期間仍抽調週六應診，跟進一些精神科個案。2019年中調任到醫管局總部擔任質素及標準總行政經理後，分身乏術，已經沒有再應診。

梁：新冠疫情期間，你代表醫管局在疫情發佈會發言，期間情況如何？

劉：在2020年農曆新年開始，當時的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醫生開始在新聞發佈會向市民大眾解說疫情發展和提供防疫資訊，唯工作量實在繁重，故隨後加入了何婉霞醫生、庾慧玲醫生和我輪替作為發言人。我們每天要用大量時間理解疫情、醫療支援情況及各項防控措施等等，掌握最新發展去回應記者提問。我們相信只有增加透明度，公眾才會釋疑。雖然壓力很大，但大家非常齊心。期後疫情擴大，很多醫院爆滿，高峰時間病人要在露天地區等候，實在慘不忍睹。還記得在一個星期日早上，幾個不同政府部門、醫管局及非政府組識的同事齊集在觀塘一個體育館設立「輕症長者暫託中心」。我們中午時分到達空無一物的場地，立即各自聯絡相關部門，合力安排調配病床、設立感染控制設施及基本醫療設備等等，終於當晚九時開始從聯合醫院接收第一個病人。隨後在港九多區開設暫託中心，我主要負責協調病床和醫護人力資源，感謝全港各方齊心協力，共度難關。個人在這期間學到很多，與相關人士有非常緊密的合作應對，情誼也加深了。

梁：你在疫情過後接任現在醫院行政總監，如何協調管理幾間醫院？

劉：三間醫院的定位不同，最重要是能夠發揮各自的重要性。律敦治醫院的優勢是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服務範圍由金鐘至炮台山，覆蓋多個政府重要機構、人群聚集的馬場、維多利亞公園、大球場和會展，是多項大型活動或運動例如馬拉松賽事的場地。醫院至今已有七十五年歷史，自1991年歸入醫管局，不論外科、胸肺科、老人科或近年發展先進的乳腺外科都在醫療服務上佔有重要位置，而醫護服務也得到很多讚賞迴響。今年深切醫療部也會重新裝修和擴展。我希望這家醫院繼續發揮它的特色及作用。東華東院有更悠長歷史，已經建立了九十五年，古蹟建築物多少限制了擴展空間，反而發展資訊科技能夠減輕醫護的部份工作量，冀盼以此提高效率。舂坎角慈氏護養院是一間復康及護養院，接收長期病患或身體有障礙的病人，部分病人已入住卅年，對病人來說最重要是得到全方位的照顧，因此需要建立好全人醫治的服務，去關懷病人和支援家屬，讓家屬理解到「預設醫療指示」是為減少病人在最後的日子因各項搶救治療而產生磨難。

梁：你如何看「全人醫治」與「心靈關顧」的關係？對於院牧的角色並如何與醫療團隊有更好的合作，可否給我們一點意見。對整個醫療系統有何願景？

劉：院牧在醫院架構屬於「榮譽職員」(Honorary Staff)，病人可能認為是外來機構的服務，但我視院牧為同事。病人不僅需要藥物或手術治療，也需要「身心靈」多方面的照顧。院牧在心靈上的支援、聆聽病人和家屬的擔憂、甚至將他們的困難或情緒問題轉告醫護，起了很實在的幫助。

累積了這些年的應診和行政經驗，仍期望工作是踏實的幫到人。隨時代轉變和前進，我們要多加利用不同的科技協助處理日常事務和協調人際關係，創造新而合宜的文化，提高成效，落實最佳的服務質素。現在病人數目很多，並且期望也提高了，病人安全是重要的一環。另外是發展資訊科技，減輕同事的工作量以節省時間去照顧病人。從個人的角度，若我們保持好奇心，多留意各方面的事物，學習新知識和技術，必有應用之時。我也鼓勵同事提起信心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雖然可能要面對很多困難，甚至有所犧牲，但一定得到豐盛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