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共融而不是輸贏

專訪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行政總監——馬學章醫生
■:羅杰才牧師        □:馬學章醫生     整理:梁婉琴
日期: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地點:律敦治醫院行政部會客室

馬學章醫生一九七九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由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馬醫生一直服務於聯合醫院,調職時是內科及老人科部門主管。馬醫生九六年轉到律敦治醫院出任行政總監,九八年律敦治醫院與鄧肇堅醫院合併,馬醫生肩負起兩院的行政總監。

■: 馬醫生,你八零年便開始行醫,九六年起轉從行政管理。在這廿多年間,你見證著醫療制度不同時期的轉變。特別是醫院管理局由成立到發展、從全盛時期到現在進入重整的階段。作為資深的行政主管,你對整個醫療體制的演變有甚麼體會?

□:八十年代初的醫療體制,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分有政府醫院及補助醫院。前者在資源和員工待遇上都是明顯優勝的;相反,補助醫院在設施和人手上也相對地缺乏。八十年代末,由於一些政府醫生要求改善醫療體制和服務水平,因而促使了補助醫院也提出增加人手和設施的訴求,結果不單加快了補助醫院的整體改善,亦促成了政府和補助醫院趨向一體化。直至九十年代醫院管理局成立之後,所有醫院也在醫管局之內,再也沒有所謂資源不均的現象。

因為醫管局同時亦引入了英國醫療制度的理念,公營醫療亦不再被視為一項福利工作,或只是市民大眾的一個安全網,而是市民的一項權益,並且是有合理期望的全民醫療服務。在這前提下,醫管局不斷得到政府龐大的資助,改善服務水平,公共醫療轉趨優質化,市民大眾因而得到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 無可否認,醫管局為香港醫療體制揭開了新的一頁,並在整體服務水平上帶來顯著的改善。但今天面對著財赤壓力和有限的資源,對於市民已習慣了的優質醫療服務不得不作出調整。如此看來,醫管局是否要走回頭路,還是要另闢一個政策方向?

□: 其實,八十年代以前的公營醫療並沒有很清晰的目標,市民亦沒有太多要求和期望,只要有醫有藥就滿足。但自從醫管局成立至今,市民對服務的要求是越來越高的,現在政府不是要走回頭路,而是要重新定位。政府要具體地讓市民知道,哪些是政府可以提供的,哪些是市民需要自行負擔的。現時醫管局實行的政策,主要是集中於四個範疇內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包括:緊急和災難性救援、高科技的專科治療、為貧困病人提供醫療服務和進行專業培訓。但是,在實際施行上仍有一定的困難。

■:要改變現有政策,重新制定指引,必然要有週詳的考慮和策劃。那麼,醫管局在制定新政策的過程中有否讓醫院的行政總監參與?

□: 我們是有渠道參與和給予意見的,但我反而認為在整個諮詢過程中,較為缺少的是市民和病人的參與。雖然醫管局的董事局內也有市民的代表,但如果能夠諮詢更多公共醫療服務的使用者,對政策的制定肯定有幫助。

■: 難道你不會擔心他們作為受眾本身,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透過公開諮詢向政府施壓?

□: 我不覺得「受眾」是「敵人」,反而要讓他們明白我們正是同坐一條船,彼此都要有所付出,「船」才能繼續航行。所以我認為諮詢最終帶來的應該是「妥協」,而不是「輸贏」。其實,政府和市民不一定是對立的,兩者也可以有良好的溝通,互相融和。當然,溝通的態度和技巧也很重要,但若果能夠令市民明白和接受,當新政策推行時,必然會更加順暢。

■: 除了醫療政策面對著挑戰外,在醫院管理層面上,是否有足夠的第二代管理層接班,有沒有斷層的威脅?

□: 這正是一個我們要面對的困境。九七前,有不少人投身醫務行政,但自從金融風暴和SARS事件,管理層的形象就變得極之負面,甚至被形容為「肥上瘦下」、「為私利而為」。相反地,前線人員就被視為奮勇抗敵的無名英雄,更不幸成為「被剝削者」。其實,兩者不應該互相排斥,因大家都在同一個團隊中,只是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已。我們應該朝向一種「雙贏」的關係,也就是一方面要肯定醫務行政本身的專業價值,另一方面讓前線員工看到,一個適切的政策和決定如何能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在工作上發揮。

■:馬醫生,聯合醫院是基督教醫院,但律敦治醫院沒有基督教背景,你覺得在這間醫院實踐心靈關顧有沒有困難?

□: 雖然律敦治並非是基督教醫院,但院內也有不少基督徒同事。對於院牧服務,我實在很感謝院牧們多年來為病人提供服務,照顧他們心靈上的需要。我絕對贊同,除了治癒病人的身體,我們也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懷,這方面也是我多年來鼓勵醫護同事實踐的。我自己行醫多年,很明白醫生最重視的必然是醫病,因為能夠醫好病人才是專業的最好明證,但我會鼓勵他們盡量花多點時間與病人和家屬傾談,從而得到他們的信任和合作,因這些最終也會轉化成醫療效果。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達致專業和關懷並重,而我亦深信兩者是可以共存共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