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珍妮—是神在塑造和引導我

 採寫:梁婉琴 

排行在六兄弟姊妹中間的徐珍妮牧師,兒時與祖母同住,一家十口就是靠父親的一雙手來養活,所以她自小就十分欣賞父親。「爸爸不單勤奮、踏實、有責任心,更是樂於助人,但卻不會盲目的去幫人。所以在我心目中他是挺有智慧的!」從她堅定的語氣和帶點「驕傲」的表情,教人感受到這對父女情深。

由於家庭的經濟所限,兩個姊姊很早就要工作賺錢,但這卻造就了徐珍妮有機會升學。不過姊姊卻認為這是父親偏心,因此常常聯手排斥她,令到少年的徐珍妮心靈受創。「在成長過程中,我和姊姊們一直都很疏離,直到大家結了婚,彼此關係才漸漸改善過來。」時間和處境的改變,原來也能帶來關係的改變。徐珍妮既感慨,又感恩。

被爸爸樂於助人的性格所薰陶,徐珍妮自小就立志要成為一位老師,也曾兩次考師範,卻是不被取錄。當知道中大崇基書院開設「宗教知識」一科,就萌生報讀的念頭。「那時我已洗禮兩年並在聖公會聚會,但我沒有想過要獻身傳道,而這也並非神學課程,我只是希望自己多一點宗教知識,希望有助做一個稱職的基督徒老師。」74年她入崇基讀宗哲系。

在校園她遇上了讀哲學的師兄廖寶泉。「他也是基督徒,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哲學人,絕對理性且批判性十分強。我也傾向理性,但與他相比,卻是望塵莫及。」雖然如此,兩人卻是彼此欣賞,互相吸引,繼而相戀,畢業後第二年兩人便踏上紅地毯,婚後第三年誕下了女兒。

徐珍妮一直都想當老師,但最後卻因為丈夫對教育制度的批判而放棄了。經教會牧者介紹,她78年進入了文藝出版社當助理編輯,兩年後轉到基督教協進會擔任合一幹事,但最終似乎都不是她事奉的方向:「前者太過靜態,後者太過事工化,不夠『落地』。我發現原來自己喜歡接觸和服侍人,那時候感到需要接受正式的神學訓練,為自己有一天要全時間牧會的事奉作裝備。」

當心理預備好了,神也為她舖平了讀神學的路。他和丈夫都分別獲得中華基督教會神學培材基金的資助。「寶泉在83年先到美國修讀哲學博士,而我就遲一年赴美和他會合,並於一間跨宗派的神學院修讀神道學碩士。」怎料當寶泉回港接妻女去開學時,在港證實患了鼻咽癌,並且要留港醫病。寶泉堅持完成治療後回美繼續學業,但最終需於85年放下學業,返回香港希望尋找另類療法。廖寶泉最終也不敵癌病,在86年初離世。之後,我決定繼續在崇基完成神學課程,但因為需要工作,只能部份時間修讀。」這段日子,徐珍妮再次回到協進會事奉,直到88年,隨郭乃弘牧師加入開展基督徒學會的事工。

幾經辛苦,91年徐珍妮終於取得神學學位。但原來喪夫的傷痛一直未有好好處理,多年又事奉又讀書,並要照顧年幼的女兒,已經令她心力交瘁。「雖然我一直都很想做牧養的工作,但那時自知沒有足夠能力承載其他人的生命。」想起這些日子,徐珍妮仍是有所感嘆。之後,她出國讀了一個與圖書館有關的學位,並由94年起在亞洲基督教議會擔任圖書管理的工作。「我以為從此就在那裡渡過餘下的人生,但牧養的負擔卻在96年初在我心裡再次浮現,那時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回應了。」原來適當的停下來,真的可以幫助人走得更遠。

96年徐珍妮正式成為教會傳道人,她先後在聖公會諸聖堂和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事奉,02年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立她成為牧師。「我很感恩能夠牧養和服侍不同的弟兄姊妹,8年的牧養事奉,讓我清楚認定自己的恩賜。只是我也有軟弱疲累的一刻。」04年,她離開深愛堂,到美國安靜了兩個月,順道探望女兒和親友。返港後,一些相熟的牧者不約而同的鼓勵她考慮當院牧,經過禱告和等候,她帶著平安的心在05年7月1日加入聯合醫院院牧部。

雖然當院牧至今只有7年,但她卻從中得著寶貴的學習和成長。「我從小就怕被人拒絕,可能是成長的經歷所致。但因著院牧的事奉,我從接觸不同病人的過程中,漸漸克服了這個恐懼感。」06年她有機會讀CPE,她就更加認識和發現自己。「其實我很容易遊走於兩個極端,一方面是認真負責,凡事都要全力以赴;但當感到無能為力時,就會選擇逃避或放棄。這個模式在以往的事奉中原來是重複出現的,我真的沒想過,神在院牧的服侍中要我來一個突破。」徐珍妮所指的突破,是她在07年要肩負主任院牧的責任,但卻感到力有不逮。「我知道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行政和管理,卻又不想離開這牧養病人的崗位。於是就勇敢的向事委會表達,卻又學習耐心的等候。終於神顧念我的軟弱,預備了周榮富牧師掌舵,而我就可以『落』來專心做一個院牧。」徐珍妮常常為自己的突破和成長而感恩!

回顧以往所走過的路,徐珍妮深深體會到是神在塑造和引導。「雖然院牧是我最後一站的事奉,卻是我最享受的。因為夠『埋身』、夠『踏實』。感謝神先讓我經歷了自己的人生,使我有能力體會生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如今我有機會接觸別人的生命時,我會更懂得聆聽、安慰、陪伴;我實在感到做在每一位病人身上的,就是做在神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