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行在六兄弟姊妹中間的徐珍妮牧師，兒時與祖母同住，一家十口就是靠父親的一雙手來養活，所以她自小就十分欣賞父親。「爸爸不單勤奮、踏實、有責任心，更是樂於助人，但卻不會盲目的去幫人。所以在我心目中他是挺有智慧的！」從她堅定的語氣和帶點「驕傲」的表情，教人感受到這對父女情深。
由於家庭的經濟所限，兩個姊姊很早就要工作賺錢，但這卻造就了徐珍妮有機會升學。不過姊姊卻認為這是父親偏心，因此常常聯手排斥她，令到少年的徐珍妮心靈受創。「在成長過程中，我和姊姊們一直都很疏離，直到大家結了婚，彼此關係才漸漸改善過來。」時間和處境的改變，原來也能帶來關係的改變。徐珍妮既感慨，又感恩。
被爸爸樂於助人的性格所薰陶，徐珍妮自小就立志要成為一位老師，也曾兩次考師範，卻是不被取錄。當知道中大崇基書院開設「宗教知識」一科，就萌生報讀的念頭。「那時我已洗禮兩年並在聖公會聚會，但我沒有想過要獻身傳道，而這也並非神學課程，我只是希望自己多一點宗教知識，希望有助做一個稱職的基督徒老師。」74年她入崇基讀宗哲系。
在校園她遇上了讀哲學的師兄廖寶泉。「他也是基督徒，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哲學人，絕對理性且批判性十分強。我也傾向理性，但與他相比，卻是望塵莫及。」雖然如此，兩人卻是彼此欣賞，互相吸引，繼而相戀，畢業後第二年兩人便踏上紅地毯，婚後第三年誕下了女兒。
徐珍妮一直都想當老師，但最後卻因為丈夫對教育制度的批判而放棄了。經教會牧者介紹，她78年進入了文藝出版社當助理編輯，兩年後轉到基督教協進會擔任合一幹事，但最終似乎都不是她事奉的方向：「前者太過靜態，後者太過事工化，不夠『落地』。我發現原來自己喜歡接觸和服侍人，那時候感到需要接受正式的神學訓練，為自己有一天要全時間牧會的事奉作裝備。」
當心理預備好了，神也為她舖平了讀神學的路。他和丈夫都分別獲得中華基督教會神學培材基金的資助。「寶泉在83年先到美國修讀哲學博士，而我就遲一年赴美和他會合，並於一間跨宗派的神學院修讀神道學碩士。」怎料當寶泉回港接妻女去開學時，在港證實患了鼻咽癌，並且要留港醫病。寶泉堅持完成治療後回美繼續學業，但最終需於85年放下學業，返回香港希望尋找另類療法。廖寶泉最終也不敵癌病，在86年初離世。之後，我決定繼續在崇基完成神學課程，但因為需要工作，只能部份時間修讀。」這段日子，徐珍妮再次回到協進會事奉，直到88年，隨郭乃弘牧師加入開展基督徒學會的事工。
幾經辛苦，91年徐珍妮終於取得神學學位。但原來喪夫的傷痛一直未有好好處理，多年又事奉又讀書，並要照顧年幼的女兒，已經令她心力交瘁。「雖然我一直都很想做牧養的工作，但那時自知沒有足夠能力承載其他人的生命。」想起這些日子，徐珍妮仍是有所感嘆。之後，她出國讀了一個與圖書館有關的學位，並由94年起在亞洲基督教議會擔任圖書管理的工作。「我以為從此就在那裡渡過餘下的人生，但牧養的負擔卻在96年初在我心裡再次浮現，那時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回應了。」原來適當的停下來，真的可以幫助人走得更遠。
96年徐珍妮正式成為教會傳道人，她先後在聖公會諸聖堂和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事奉，02年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立她成為牧師。「我很感恩能夠牧養和服侍不同的弟兄姊妹，8年的牧養事奉，讓我清楚認定自己的恩賜。只是我也有軟弱疲累的一刻。」04年，她離開深愛堂，到美國安靜了兩個月，順道探望女兒和親友。返港後，一些相熟的牧者不約而同的鼓勵她考慮當院牧，經過禱告和等候，她帶著平安的心在05年7月1日加入聯合醫院院牧部。
雖然當院牧至今只有7年，但她卻從中得著寶貴的學習和成長。「我從小就怕被人拒絕，可能是成長的經歷所致。但因著院牧的事奉，我從接觸不同病人的過程中，漸漸克服了這個恐懼感。」06年她有機會讀CPE，她就更加認識和發現自己。「其實我很容易遊走於兩個極端，一方面是認真負責，凡事都要全力以赴；但當感到無能為力時，就會選擇逃避或放棄。這個模式在以往的事奉中原來是重複出現的，我真的沒想過，神在院牧的服侍中要我來一個突破。」徐珍妮所指的突破，是她在07年要肩負主任院牧的責任，但卻感到力有不逮。「我知道自己不喜歡，也不擅長行政和管理，卻又不想離開這牧養病人的崗位。於是就勇敢的向事委會表達，卻又學習耐心的等候。終於神顧念我的軟弱，預備了周榮富牧師掌舵，而我就可以『落』來專心做一個院牧。」徐珍妮常常為自己的突破和成長而感恩！
回顧以往所走過的路，徐珍妮深深體會到是神在塑造和引導。「雖然院牧是我最後一站的事奉，卻是我最享受的。因為夠『埋身』、夠『踏實』。感謝神先讓我經歷了自己的人生，使我有能力體會生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如今我有機會接觸別人的生命時，我會更懂得聆聽、安慰、陪伴；我實在感到做在每一位病人身上的，就是做在神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