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行政總監——馬學章醫生
馬學章醫生一九七九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由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馬醫生一直服務於聯合醫院，調職時是內科及老人科部門主管。馬醫生九六年轉到律敦治醫院出任行政總監，九八年律敦治醫院與鄧肇堅醫院合併，馬醫生肩負起兩院的行政總監。
■： 馬醫生，你八零年便開始行醫，九六年起轉從行政管理。在這廿多年間，你見證著醫療制度不同時期的轉變。特別是醫院管理局由成立到發展、從全盛時期到現在進入重整的階段。作為資深的行政主管，你對整個醫療體制的演變有甚麼體會？
□：八十年代初的醫療體制，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分有政府醫院及補助醫院。前者在資源和員工待遇上都是明顯優勝的；相反，補助醫院在設施和人手上也相對地缺乏。八十年代末，由於一些政府醫生要求改善醫療體制和服務水平，因而促使了補助醫院也提出增加人手和設施的訴求，結果不單加快了補助醫院的整體改善，亦促成了政府和補助醫院趨向一體化。直至九十年代醫院管理局成立之後，所有醫院也在醫管局之內，再也沒有所謂資源不均的現象。
因為醫管局同時亦引入了英國醫療制度的理念，公營醫療亦不再被視為一項福利工作，或只是市民大眾的一個安全網，而是市民的一項權益，並且是有合理期望的全民醫療服務。在這前提下，醫管局不斷得到政府龐大的資助，改善服務水平，公共醫療轉趨優質化，市民大眾因而得到高質素的醫療服務。
■： 無可否認，醫管局為香港醫療體制揭開了新的一頁，並在整體服務水平上帶來顯著的改善。但今天面對著財赤壓力和有限的資源，對於市民已習慣了的優質醫療服務不得不作出調整。如此看來，醫管局是否要走回頭路，還是要另闢一個政策方向？
□： 其實，八十年代以前的公營醫療並沒有很清晰的目標，市民亦沒有太多要求和期望，只要有醫有藥就滿足。但自從醫管局成立至今，市民對服務的要求是越來越高的，現在政府不是要走回頭路，而是要重新定位。政府要具體地讓市民知道，哪些是政府可以提供的，哪些是市民需要自行負擔的。現時醫管局實行的政策，主要是集中於四個範疇內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包括：緊急和災難性救援、高科技的專科治療、為貧困病人提供醫療服務和進行專業培訓。但是，在實際施行上仍有一定的困難。
■：要改變現有政策，重新制定指引，必然要有週詳的考慮和策劃。那麼，醫管局在制定新政策的過程中有否讓醫院的行政總監參與？
□： 我們是有渠道參與和給予意見的，但我反而認為在整個諮詢過程中，較為缺少的是市民和病人的參與。雖然醫管局的董事局內也有市民的代表，但如果能夠諮詢更多公共醫療服務的使用者，對政策的制定肯定有幫助。
■： 難道你不會擔心他們作為受眾本身，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透過公開諮詢向政府施壓？
□： 我不覺得「受眾」是「敵人」，反而要讓他們明白我們正是同坐一條船，彼此都要有所付出，「船」才能繼續航行。所以我認為諮詢最終帶來的應該是「妥協」，而不是「輸贏」。其實，政府和市民不一定是對立的，兩者也可以有良好的溝通，互相融和。當然，溝通的態度和技巧也很重要，但若果能夠令市民明白和接受，當新政策推行時，必然會更加順暢。
■： 除了醫療政策面對著挑戰外，在醫院管理層面上，是否有足夠的第二代管理層接班，有沒有斷層的威脅？
□： 這正是一個我們要面對的困境。九七前，有不少人投身醫務行政，但自從金融風暴和SARS事件，管理層的形象就變得極之負面，甚至被形容為「肥上瘦下」、「為私利而為」。相反地，前線人員就被視為奮勇抗敵的無名英雄，更不幸成為「被剝削者」。其實，兩者不應該互相排斥，因大家都在同一個團隊中，只是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已。我們應該朝向一種「雙贏」的關係，也就是一方面要肯定醫務行政本身的專業價值，另一方面讓前線員工看到，一個適切的政策和決定如何能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在工作上發揮。
■：馬醫生，聯合醫院是基督教醫院，但律敦治醫院沒有基督教背景，你覺得在這間醫院實踐心靈關顧有沒有困難？
□： 雖然律敦治並非是基督教醫院，但院內也有不少基督徒同事。對於院牧服務，我實在很感謝院牧們多年來為病人提供服務，照顧他們心靈上的需要。我絕對贊同，除了治癒病人的身體，我們也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懷，這方面也是我多年來鼓勵醫護同事實踐的。我自己行醫多年，很明白醫生最重視的必然是醫病，因為能夠醫好病人才是專業的最好明證，但我會鼓勵他們盡量花多點時間與病人和家屬傾談，從而得到他們的信任和合作，因這些最終也會轉化成醫療效果。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達致專業和關懷並重，而我亦深信兩者是可以共存共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