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擁有穩健的醫療制度、高科技設施及眾多醫護專業精英。社福界安全網的落實讓老有所依、弱勢社群福祉得以保障，貧病者能獲取最基本的醫療照料。本港的醫療開支只佔國民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約百分之五，但市民卻享有可媲美歐美國家的高平均壽命（男性約79歲、女性超過84歲）及偏低的嬰兒出生夭折率。另外港府在控制傳染病上亦有頗完善機制，成功的預防接種計劃讓普遍的傳染病得以遏止，市民於生病時亦絕不會因缺乏途徑（lack of means）而不能求診。從種種令人鼓舞的現象看來，建構全人健康（holistic health）社區似乎並不困難。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947年把健康定義為一種身體、心理、社交方面完全安舒的狀態，而並不只是沒有疾病或殘障。其後著名學者Dunn於1991年更把健康的意義延伸至「個人能懷有正面的態度及行為，以強化生活的質素及發揮個人潛能於極致」；意味著健康的人在多變的社會中仍能調適、學習及自我增值。我們身處的香港是「全人健康社區」嗎？
香港雖然沒有戰火和飢荒，大多市民衣食無憂，但更深入的分析卻反映了讓人關注的問題。人口老化及出生率偏低倒轉了的人口金字塔（Inverted population pyramid）；本港長期病患（chronic diseases）的罹患率上升及年輕化都與不健康的生活模式有密切關係──包括快餐文化、缺乏運動及都市化緊張生活。此外，零星爆發的新種類傳染病（new emerging infections）是公共衛生的一大挑戰。在心理和社交上，因壓力造成的情緒病、自毀傾向、破碎家庭、邊緣及隱閉青年似乎只是零星小火，卻是極為切身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些問題要有效處理，必需倚仗健全的基層醫療體系（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1994年學者Professor Barbara Starfield於具權威的醫學文獻〈刺針〉（Lancet）研究中指出，一個採用基層醫療為本的社區可達致更高健康水平、市民對健康服務更感滿足、及減低整體醫療成本。香港的基層醫療還在起步階段，現時的服務在醫療成效（productivity）、醫療質素（healthcare quality）及綜合護理（integrated care）的落實上還有不少改善空間。那麼是否可發展以社區為本的醫療良策？政府最少可考慮在以下範疇投入更多資源和關註：
（1）提升市民個人健康知識：
增加研究與「健康教育及推廣」有關的計劃，把最有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及可持續（sustainable）的健康推廣活動於社區更廣泛實施，並以增強市民自我賦權的能力（self-empowerment）為主要目的，使各人更有豐富的健康知識和正面態度，達致優秀的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及健康的生活模式。事實上，常見的長期病患如高血壓、糖尿病、痛風症等都需要病人自行在日常生活上作出適當的調整，醫護人員不大可能時刻監察，端賴病者自我料理。
（2）以人口為本的框架促進跨界別的協作
（Population-based framework promoting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政府可考慮協調不同界別，以合作形式提供醫療服務。公立機構、私家醫療專業人士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可在照顧長期病患者上加強溝通，如轉介病患者到病人互助組織（self-help groups）中，既可達到助人自助的宗旨，更能補足公營醫療系統較難關顧的病者心理及社交範疇。NGO有不少珍貴資源可有效提升全人健康，很值得在病者就診時介紹有關機構服務和聯絡方法。
（3）加強家庭醫生的培訓
（Training of Family Doctors）：
家庭醫生為病人提供全面、持續性及病人為本的服務，是病人求診時主要接觸之首位專業人士，在社區健康上扮演重要的角式。「家庭醫學」是一個專科，需時作培訓，訓練時間與其他專科相近，但持有家庭醫學專科資格的醫生只有約170位。若有關當局把培訓視為重要並投放較多資源，我們便可期待高質素、與社區更緊貼的醫生在基層醫療中把關，提高全人健康的落實。
（4）社區團體和教會的角式：
上帝能夠醫治世人破碎的心靈，修補人心靈的創傷與罪過。現代都市人在忙碌的生活中，可能感受不到充實的生命，反而在「充塞」的時間表中迷失了。或許很多心靈病患的源頭是生活的孤單、缺乏友儕的激勵及模糊不清的人生目標。教會需作明燈驅除黑暗，貼近心靈及社交上有需要群眾，賦與身體以外的「另一份健康」。盼望短短的分享互勵之，一同創建不是夢的全人健康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