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提出「醫療上的代作決定及預設醫療指示」。引來社會上的一陣迴響，《時代論壇》就事件訪問我，我提出了「救人是醫生唯一的方向，能解決痛苦的方法不是讓人死去，而是我們有沒有盡心盡力去照顧對方……看待生命的問題又怎可能預設呢？如果生命的主權可以放在一個人的手裏，那麼我們為何又會否定自殺？」（991期 27／08／06）
其實，當時我亦舉了一個比喻，或許限於篇幅，記者沒有寫出來。我認為：「生命好比排列一副骨牌，由左至右，若左邊第一隻比喻生，右邊第一隻就比喻死，而中間是生命的歷程。如果我們從左邊開始推動，代表死的那一隻牌，最後會被推倒；如果我們以右邊為起點，代表生的那一隻牌，最後會被推倒。」
因此，「指示」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生命的尊嚴和權益，還是因為醫療效率與成本的考慮，最終導致的結果可以是南北兩極。雖然對於法改會的建議，我採取了相對是保守和批判的立場，但卻是贊成該期《論壇》的社論所言，我們亦不應只站在生命終極價值的制高點，而忽略了考慮社會的實際處境。
事實上，作為院牧服務的一份子，當然明白到死亡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事情，而且我們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幫助人接受死亡的事實。我們相信，人若能在有尊嚴、祥和、在愛和盼望中死去，是最大的祝福，也是對家人最大的安慰，因此臨終的醫療應該是醫療工作上最重要的部份。
我們並不認為今日的紓緩治療是一種消極的治療，更欣賞一些末期病症的病人及家屬，與醫生就治療方法作出討論，甚至共同決定取捨那一種治療方法。我們對「指示」有所保留，並不是要求冇得醫都要醫，因為這只會帶來病人與家屬更多的痛苦。
法改會強調「指示」是把已存在的做法常規化及提早執行而已，並非一項由無至有，或是翻天覆地的改變。但我們仍然擔心把臨終醫療納入了一個預設的程序，即使只是在一些極有限的情況下才會適用，亦可能會削弱了對生命的尊重與珍惜。甚至導致一個以醫院為本，而不是以病人為本的醫療取向。我們認為醫療本身除了功利之外（有得醫或冇得醫，值得醫或不值得醫），還有倫理在內（希望醫或不希望醫，需要醫或不需要醫），至於兩者如何取得合理平衡，正是議題的核心。
因此，作出一個關乎終止醫療的指示，應該是一件非常嚴肅和影響深遠的事。我們不會非議法改會從政府的立場和角度考慮，但由於「指示」一旦落實，影響將會是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因此，讓社會能夠從生命價值和倫理角度作出反思，才有可能得出一個更利於病人的方案。而教會作為重視生命價值的一群，又豈可默不作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