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區醫院行政總監─孫天峯醫生
盧：盧惠銓牧師 孫：孫天峯醫生 整理：余靄明
盧：孫醫生是神經外科專科醫生，為何選擇修讀醫科，以及後來選擇神經外科作為你的專科？
孫：自小我已經很喜歡科學，也喜歡思考，但卻不善於背誦，所以我中學時選擇理科而主修數學。我自覺是一個簡單的人，選擇醫科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想修讀可以學以致用的科目。醫科畢業後，我選專科的理由也是很簡單：由於不善於記藥名，所以唯有選擇外科的科目而非內科；又由於喜歡容易見到治療結果，所以選了骨科；再由於喜歡做一些不多人喜歡做的事情，最終轉到神經外科。當時適逢發展微創手術的時期，讓我看見神經外科確實充滿挑戰，亦有很多可發展的空間。
盧：在你多年行醫的經驗中，有哪些深刻的個案和體會？
孫：誠然，神經外科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專科，尤其是當我身處醫療團隊的中層位置時，既要負責做手術，也要開始幫忙一些管理的工作，要兼顧的事情真的很多。挑戰雖多，但看見病人得治癒，也是一件感到欣慰的事。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個案，是曾經替一位年輕孕婦做手術。當時她懷孕的週數是還有兩、三週才能安全取出嬰兒，卻發現她的小腦有畸型血管(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AVM)，因而出現血塊，由急症室送進來時已經是深度昏迷。由於病人當時的情況很差，家人也顯得六神無主。面對類似個案，雖然通常要先顧及孕婦的情況，但我們也想盡力保住懷裡的嬰兒，因此手術時的處理與平日不同，難處在於要同時顧及孕婦及嬰兒的情況；我們最起碼的目標是要取出孕婦腦內的血塊，減低腦壓，先保住媽媽性命，再待兩、三週後用手術取出小孩。雖然在清除血塊手術時，畸形血管始再爆裂出血，但我們總算成功處理並切除了畸型血管。最後不但孕婦和嬰兒的性命得以保存，媽媽更逐漸康復。雖然見到她身體機能有少許影響，然而當看著她抱著嬰孩回到醫院覆診時，那種感覺真的難以言喻。
盧：除了前線工作經驗，你曾參與開展多項臨床醫療計劃及服務，又推動及優化服務質素及安全。你如何從前線走到規劃、發展的層面？又如何看臨床與管理之間的關係？
孫：從前線走到行政的想法也是很簡單的，當時我覺得是時候要有新的學習，於是報讀一些行政課程。其實我自小喜歡觀察別人，對「人」感到興趣，當時亦開始對社會科學產生興趣，甚至閱讀很多歷史的書籍，了解各樣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學習以古鑑今。其後我希望將醫療與管理知識結合起來，於是大約十年前報讀公共衛生課程，希望學習流行病學以及相關的公共衛生政策。工作層面則由參與部門的工作，開始逐步參與醫院以至聯網的工作。我回望以前所學的臨床知識，在現時的管理工作上還是用得著。「臨床」與「管理」的觀點與角度的確不同，卻不是對立的，所以我由臨床轉到管理，讓自己對醫療服務明白更多，也較容易理解管理和規劃上的決定。臨床工作能夠即時見到結果，較容易得到滿足感和肯定；管理和規劃則需要時間去逐步發展，也要顧及很廣闊的層面。只是，管理工作即使做得好，很多時不容易被人察覺；反而只要稍有失誤，卻很容易被人詬病。
盧：接任北區醫院行政總監雖只有短短數個月，知道你已經十分重視與員工的溝通，你會怎樣形容這醫院的獨特文化？你對醫院的未來發展有何想法？
孫：雖然職位上我是醫院行政總監，其實我也只是區區一個醫生，與同事溝通是我一直希望能夠做到的事。之前修讀管理課程，亦曾有機會參與聯網會議，我發現會議上商討而得出的訊息，有時到了前線好像變了另一回事，估計是中間的理解改變了，導致傳遞上可能出現被扭曲。我視自己為「翻譯員」，以臨床的語言表達管理的想法，亦以管理的數據去反映臨床的壓力。我自己常常覺得，小事也要盡力做好，才有機會成大事。北區醫院各階層的同事就是能夠群策群力，將各樣事情辦好。另外有時醫院內有人做了一些「好事」，應該要站出來適當地表達一下，讓大家知道這些「好人好事」。例如2018年香港發生的本地登革熱個案，其實很欣賞各負責部門能適當安排、迅速處理，以致很快便能控制情況，但外界則很少留意到當中做得好的地方。
盧：你如何看「全人醫治」和「心靈關顧」？對於院牧的角色並如何能與醫療團隊有更好的配合，可否也給我們一點意見？
孫：個人對院牧服務一直有良好的印象，以前在前線從事臨床工作時已經知道有院牧服務，會請護士留意病人是否有此需要。但過往經驗發現，較新的醫護未必熟悉情況，因此需要向同事稍作解釋。近年發現年輕的醫生護士對於病人於晚期病患時應否務必搶救有一定的掙扎，這涉及臨終照護的課題，我相信院牧可以提供協助。醫護評估病人及家屬的情況，有需要時可轉介給院牧。醫院會與院牧部保持聯絡，持續合作，讓病人、家屬，尤其在臨終處境時得到更適切的關顧。我期望當北區醫院擴建之後，可以提供更多可用的地方，讓院牧有更多空間進行心靈關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