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政策的方向
當面對經濟轉型，財政收入萎縮，公共需要如房屋、教育、醫療、公共援助不斷增加，今日政府又不若前朝有一個特定的時限，時候一到就可以把一切問題拋諸腦後。因此，如何長遠規劃，怎樣整體思考，著著考驗由特首到各層決策官員的能力、眼界、心胸。
事同一理，大如政府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今日教會所要面對的問題。再落實一點，也是我們院牧和教會所要面對的問題。政府發表的醫護政策諮詢文件，以《你我齊參與．健康伴我行》為題，充份反映出政府期望和取向；同時也引發出一個值得教會關注的新方向。面對每年超過三百億的醫療支出，並且估計還有不斷上升的可能－－因為科技發展帶來長壽，並且增加了人對疾病防禦和控制能力。換言之，人可以患病的機會相對將會增加，而醫療的成本只會不斷上漲。
因此，開闊資源是必然的選擇，引入供款和導向保險都不能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亦會積極的利用社會資源，減少對病人照顧上的開支。這方面，義工團隊（例如院牧服務），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需要。
最近一期醫管局的通訊《協力》（78期），就有專欄報導「心靈關懷」，並把天主教的牧靈服務、基督教的院牧服務和佛教的安養服務並列介紹。由八十年代前醫院拒人門外，到今日大開中門的倒履相迎，實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環境。
醫療政策有這樣的改變，外在的經濟因素固然是原因之一，社會趨向民主化，市民對自身權利和責任的要求，也逼使醫院進一步開放。另一方面，現代治療已經不再視病人只是「一個身體」，而是一個有感受、有尊嚴，有自我價值的個體，因此要「全人醫治」，也要「全人關顧」。院牧服務之所以能夠破土而出，也是因為這個理由。
擔當社會需要
如果醫院曾經把人視為「一個身體」，因而把教會拒門外；那麼教會曾經把人視為「一個靈魂」，只注重他們聽福音、返教會。由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醫院對於教會而言，實在是一片陌生的地方，一扇關上的門。然而，香港教會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五十年代差會施放救濟，六十年代本地教會領袖積極的投入建設社會，亦是主要原因。由天台學校到各個層面的社會服務，教會都身先士卒不甘後人。有人認為這是前政府給教會的特權，以致今日教會在教育及社會服務有這樣的「成績」，卻忽略了當初真的是瘦田無人耕。最初接手辦學或社會服務的大都有「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心志，並且在開始時舉步艱難的也不少。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經濟起飛，一切納入了津貼補助，並且成了一個穩定而有地位的事業，那時才是肥田有人爭。
社會上的成就和事業上的規模並不值得教會引以自豪，但當初那一份勇於擔當社會需要的服務精神，卻是值得引以為傲。回歸之後，不單政治上揭開新的一頁，踏入二十一世紀，人類亦進入一個新紀元。香港面對的是一個政治、經濟、房屋政策、教育政策、醫療政策的大挪移。因此，香港教會實在需要重拾在六七十年代那種前瞻性的眼光和不畏難的勇氣。
醫院也是宣教的地方
接回有關醫療的問題與教會的角色。從基督徒信仰的根本去看，道成肉身的事實，已足以驅動我們委身關懷受苦的人。再看耶穌基督一生所行的神蹟，大都以醫治作為一個理由。可見主耶穌所關心的，並不是如何展示自己的能力，而是要把自己的能力用於病者的身上，這就是愛的表現。
福音書中記載了耶穌不少的教訓、比喻，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有兩個。一是浪子的比喻，講的是罪人怎樣回轉；另一個是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講的是怎樣去救助人。這兩個比喻家傳戶曉，亦是基督徒信仰的兩根支柱。
然而，在不少基督徒成長過程中，如何傳福音是一個必然重點，至於如何去關懷受病苦折磨的人，往往是毫無所知，形成了信仰生活上一個缺陷，一種不正常的傾斜。加上醫院的封閉環境，有心關懷病人並且能夠給病人帶來安慰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
在八十年代中興起的院牧服務，相信是上帝引領香港教會，預備再一次得著醫院這片土地。如今，醫院已經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環境，也不再是一個不可以「宣教」的地方。只是要特別留心，「宣教」似乎有著強烈的傳道色彩，而醫院是一個著重信仰多元和個人價值的地方，傳統的宣教觀念是套不上的。
但教會辦學、辦社區中心，豈不也有宣教信念嗎？只要我們是透過服務表達信仰，用愛心行動見證基督，這種「宣教」事工就能夠為社會接納。要算得上是從事教育宣教的，便要裝備自己進入一個教育環境；從事社會服務宣教的，也要裝備自己成為社工。因此，要成為醫院宣教的，也要受訓成為一個院牧，即使當一個探訪義工，也要接受適當的訓練。所以，教會把醫院作為一個宣教工場，並不是直接把教會伸延到醫院去，而是照著醫院的需要和條件，進到那裏付出愛與關懷，透過行動表達信仰，見證基督，這樣的「宣教」才有效果和持續力。
醫院是一個不能失去的地方
或許有人會問，今日教會服侍的機會數之不盡，要發展的機會多而又多，為甚麼要選擇醫院呢？除了在前面引述的信仰理由之外，根據現實，醫院亦是我們不能不重視的工場。原因是，關懷病者不單是對個人的愛與憐恤，更是對整個社會的一種救贖，透過具體的行動，使人看見基督。在全世界各地，最具有影響力的團體，就是那些在危難中、絕望中、貧困中肯捨身的團體，德蘭修女的仁愛會和無國界醫生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院牧服務的經驗之中，不少人在病患之中改變信仰成為基督徒，也有不少人在臨終前決志信主。這個事實說明了一件事，就是當人躺在醫院之中，原先的信仰和價值觀最容易動搖。如果對佛教徒是這樣，難道對基督徒就不一樣嗎？當基督徒臥病在床，實在需要有弟兄姊妹陪伴關心，但如果教會忽略了在醫院關懷事工的參與，日後最先到達病床的很可能不是基督徒的院牧或探訪義工，而是另一些信仰的人。我們知道佛教團體在醫院關懷上已經相當努力，在自由開放。平等尊重的大前題之下，我們不能採取排斥的心，能夠做和應當做的，就是教會要更積極的把醫院列為「要得之地」。
醫院作為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人人也要經過。即或有人不然，我們家人朋友也有機會。隨著醫療的發展，人在醫院中停留的日子將會繼續增加。換言之，在醫院中的關懷、傳福音，甚至栽培、牧養的機會也在增加。今日的教會不可以再把醫院視為一株不會結果子的樹，而應當發現它是一株可以多結果子的樹。
只有教會能夠承擔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曾經興起了不少福音機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教會結構。福音機構又被定位為「教會以外的事工組織」。然而，院牧事工由一開始就由地區教會組成，並且不依從一般機構的模式，只是希望凝聚每一個地區的教會，承擔每一個地區的醫院。經過了十多年，能夠有四十多間醫院開設了院牧服務，不能不算有成績。但若從全港教會參與的比例和醫院的需要方面看，要進步的空間遠遠大於已填滿的空間。
由於醫院關切的是全香港每一個市民的需要，並且和他們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關。就是一個政府要承擔也是感到吃力，一個機構又怎可能擔當得起？世上的光，世上的鹽，所指的絕對不是福音機構，而是教會。也只有教會能承擔醫院關懷宣教這個角色。院牧聯會或任何一個院牧事委會，能夠做的也只是一度橋樑角色，一個吹角手，喚起教會的注意，協助教會踏入醫院這個工場。
醫護改革，帶來了教會的一個新機遇，一個宣教的新工場，也使教會面對一個新挑戰。如果我們不去承擔，我們很可能會失去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