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浸信會醫院行政總監 ─ 余惠賢醫生
- 198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加入播道醫院。
- 1985年赴美國深造及在芝加哥 Loyola大學醫學院任職助理教授。
- 1995年回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1998年加入新落成的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擔任顧問醫生及 - 腎科部門主管，開展新創立的腎科服務。
- 2003年出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深切治療部及內科部門主管。
- 2013年加入香港浸信會醫院，出任醫務總監‧。
- 2016年出任香港浸信會醫院行政總監。
□：盧惠銓牧師 ■：余惠賢醫生 整理：余靄明
□：從醫是否你自小的志願？當年你的入行經過是怎樣的？在眾多專科之中，為何選擇腎科？
■：家父是替牙醫工作的，因此他希望我成為牙醫，並想安排我到澳洲修讀。可是我不太喜歡，於是到了加拿大讀書。我本想在當地選讀醫科，可惜未能成功申請，卻得著更寶貴的事物，就是信了耶穌。之後我回港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實習期間遇上一位四十多歲、患上腎衰竭的男病人。當時不是任何腎病病人都獲得腹膜透析（俗稱「洗肚」）的機會，是有嚴格的篩選條件。那天我看見那病人站在醫院外，因沒有治療的機會，望著大海感到很茫然；之後，我再見不到這病人了。這個深刻的經歷，令我矢志要成為腎科醫生。畢業後我在播道醫院工作了兩年，其後到美國接受內科及腎科專科訓練，受訓後於醫學院任職助理教授三年，於1995年回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腎科副教授。
□：你曾在一間具有濃厚基督教背景的公營醫院服務多年，及至成為部門主管，如何體驗信仰元素融合於整體醫療服務中？你會怎樣演繹及實踐「以病人為本」？
■：1998年，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開辦腎科服務，於是我加入其中。我深信只有神才能決定人的生死，所以極力爭取及推動全面的腎科服務，讓每位病人都可以接受適當的治療，逐漸更多病人可接受腹膜透析。其後發現，當病人接受腹膜透析約五年，身體開始應付不來了，於是需要接受血液透析（俗稱「洗血」）。我利用以往的經驗，推動在家居進行血液透析，邀請藥廠捐贈相關儀器，讓更多人得到治療。腎病病人容易感到絕望，因此我推動成立病人互助小組，並堅持要有院牧參與其中，為他們提供心靈關顧。
□：後來從公營醫院轉至另一間基督教私營醫院從事醫療管理工作，這是個怎樣的過程？有甚麼較深刻的體會？
■：我在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工作了13年之久，正思考神要我為衪再作甚麼，於是提早退休。那時聽到一位醫生分享，在柬埔寨遇見有年青的腎病病人，因得不到治療而病逝。適逢有一藥廠邀請我於亞洲地區推廣腎病治療，於是加入藥廠工作。由於這工作經常要離開香港，後來發現對家庭帶來一定影響，剛巧得悉香港浸信會醫院聘請醫務總監，我於是離開藥廠，2013年起出任醫務總監，2016年更擔任行政總監。我認為在公營醫院工作的經驗，對我在私營醫院工作有很大幫助，包括「以病人為本」去爭取資源，推動在家居進行血液透析，設立洗腎中心，降低成本，讓病人可以較低的價錢接受治療。
□：相信一般市民，甚至院內員工，對基督教醫院都會抱有特別的期望，你怎樣詮釋與實踐這些期望，以及怎樣與不同持分者溝通這些期望？
■：隨著政府對醫療的監管更趨嚴謹，昔日受訓的醫生要按現時的指引及機構管治守則去工作會有一定挑戰性，所以與醫生溝通會有一定的難處。我想起聖經彌迦書6章8節提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如何在不同場景去平衡公義與憐憫，拿捏當中的彈性和原則，實在需要「存謙卑的心」去作決定，最終是要以病人的服務質素及安全為依歸。我們希望做得更好，這個「好」是指質素及安全方面；近年本院涉及醫療的意外與投訴減少，正反映質素及安全的提升；除此之外，有更多複雜的手術亦相繼引進本院，顯示外界對本院更有信心。
□：香港浸信會醫院自創院以來都十分重視院牧服務，除了在貴院之外，你怎樣看本地醫院院牧事工的未來發展，包括在專業質素上，對我們可有甚麼鼓勵與提點？
■：不少醫護人員都會把有需要的病人及家屬轉介給院牧，讓他們得著安慰，減輕心靈的痛楚。院牧於心靈關顧方面是專業的，若有註冊及認證，像社工及其他專職醫療那樣，不但為院牧帶來更大的晉升空間，其他醫護及公眾人士亦能更清楚院牧的工作及其專業性，使院牧服務在專職醫療這角色上更被肯定。本院的院牧部也是直屬行政總監管理的，因此聘請院牧也是我關注的事情。我們設有「見習院牧」的職級，透過聘請見習院牧紓緩人手不足的情況，並提供晉升的空間。院牧亦需要邁向專業發展，像其他醫護人員那樣與時並進、持續進修。另外，我認為院牧部與教會的合作十分重要，當病人離院後，若合適的話可轉介到地區教會，讓他們在靈性上繼續得到幫助，因此院牧部與教會需要緊密合作，為跟進病人作出適切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