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和社區對精神病患者的明天同樣重要

專訪葵湧醫院行政總監——熊思方醫生

羅杰才牧師  熊思方醫生 整理:梁婉琴
日期:08年1月16日
地點:醫院行政部會客室

熊思方醫生簡歷:
• 78年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79年起在青山醫院擔任精神科醫生
• 90年任葵湧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顧問醫生
• 03年擔任葵湧醫院副行政總監,06年正式被任命為醫院行政總監

兒童和精神病,在今日社會壓力日增的情況下,無疑是日趨增加。但在熊醫生學醫的日子,或許是一個冷門的學科。你的選擇,是由於甚麼原因?

記得我醫科畢業後同時在外科和兒科實習,因這兩個正是我最感興趣的科目,至於精神科,雖然自己也有一點興趣,但未曾想過要當精神科醫生。後來青山醫院有空缺,我便上任。入職後,我親身體驗到精神科醫院跟全科醫院的氣氛是如何的截然不同。再者,精神科病人普遍都是低下階層或弱勢社群,他們實在更需要得到適切的治療,以致可重投社會,重拾生計和生活。當我在青山醫院服務得越久,就發覺自己對精神科越感興趣。後來有機會到英國受訓,同時修讀精神科和兒童精神科,返港後有一段頗長的時間當精神科醫生,及至90年來到葵湧醫院後,正式建立全職的兒童精神科隊伍。

兒童患精神病的比例,由90年代初到現在,有甚麼顯著的變化?公眾對於精神病患者的接受和處理又是如何?我們應當怎樣理解和對待精神病患者?

葵湧醫院初期提供的兒童精神科服務不算太多,而求診的個案大多是發展遲緩自閉症和行為困擾等問題。隨著不斷的教育和推廣,醫院的個案也就漸漸增多,由一些行為問題、多動症等發展至近年的兒童情緒問題和焦慮症。其實一直以來,治療精神病的最大困難就是病者往往都等到最後階段才來求醫,而很大的原因是公眾對精神病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對他們有所標籤,令病者變得諱疾忌醫。其實,我們應該看待精神病如其他都市病一樣。對於高血壓或糠尿病人士,我們絕不會標籤他們;但對於精神病人,我們為甚麼卻特別難接納,甚至拒抗他們呢?因此,我認為必須繼續教育和改變社會人士對精神病者的態度,同時更要不斷向精神病者及其家人灌輸及早治療的訊息。

80年代的一齣《飛越瘋人院》,相信中年一輩不少仍印象深刻。而「青山」、「黐線」、「神經」,仍是令人反感和懼怕的名詞。到底今日的精神病醫院是一個怎樣的環境?

當年這齣電影也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記得片中的護士長在瘋人院裏十分權威,猶如皇后一般。電影正好反映出當年精神病院以職員為中心,處處以方便職員工作為出發。而在電影面世的同一時期,也有不少反精神病學的運動,他們否定有精神病,認為只是某些人的惡意標籤。但事實是,科學已證實精神病的確是一種生理上的疾病,但從60年代起,亦不斷出現有效的藥物,用以治療多種情緒和精神病症。

至於醫院應如何對待精神病人,一個為全球所公認的基本原則就是,非在必須的情況下不應強行精神病者入院,其次是住院期間應盡量以最少禁制的方式來對待病人。其實更理想的做法應包括盡量保持對病者個人性的尊重,並且把病房變得更像一個家庭和宿舍的環境。就這兩方面來說,葵湧醫院已有不少的進步,但當然尚有改善的空間。同時我們還有另一個平行的發展方向,就是盡量把住院個案轉為門診或社區跟進。現時葵湧醫院的病床已由1700張減至800張,很多病人已由住院改至門診跟進。此外,不少出院的病人入住由社區提供復康宿舍,他們不但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質素,而且更能貼近和融入社區。

一般的病人,都會運用自己的理智和知識去選擇醫生及爭取作為病人的權益。但精神科病人的情況卻不一樣。你認為香港政府或醫管局,投放在精神病患方面的資源是否足夠?病人應有的權益又是否得到重視?

正如開初所提,精神病患者確實是弱勢的一群,他們可以說是沒有代言人的。至於資源是否足夠,答案當然是不夠,但其實問題的癥結也不單在於資源,而是香港缺乏一個全面的精神健康政策。「全面」就是指多部門和多方面的配合,例如教育的層面,我們必須增加市民對精神病的認識,並讓患者明白及早治療的重要性;其次是人力資源的配合,包括家庭的支援、康復性的支援,如長期療養院和中途宿舍等;還有之前也提過的社區角色,就是不要再標籤和抗拒精神病康復者。醫管局最近聘請了澳洲的專家來港,目的就是為精神科服務釐定一個更清晰的發展方向,而他們的意見也與先前所提的類同,包括減少住院人數、提供更現代化和人性化的服務質素等;並要增加社區跟進的資源,特別是社康護士,他們將會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總括來說,若要精神康復者有美好的明天,醫院和社區的角色是同樣的重要。

香港的社會強調經濟成就,重視工作和收入,忽略文化生活、家庭基建、儉樸習慣的建設。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亦瓦解了街道鄰里,使市民生活感到孤立。這是否是做成大量精神病患者的上游原因?

我十分贊同你的說法,醫生往往都是把上最後的一關,因病人的習慣都是到了最後關頭才會求醫,所以,我們才這麼強調及早干預的重要性。至於環境的因素,若就嚴重精神病的病發率來說,似乎沒有數據顯示兩者有太大的關係。但若就發病後來說,環境因素則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環境下,對精神病康復者的接納和對待都會有所分別;而就香港來說,很多社會人士仍對精神病帶有偏見,也許真的有待立法才能使精神病康復者得到更公平的對待。

熊醫生再三強調社區的接納和包容是精神病康復者的重要出路。教會既然作為一個調和及服務社會的群體,你認為今日的教會在幫助精神病患者方面可以有甚麼具體的參與?

教會是一個很大的群體,雖然偶而我也聽過有信徒給予精神病人或康復者一些錯誤的意見,但總的來說,教會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支援團體。他們用愛心去關懷精神病患者,陪伴他們渡過艱難的日子,這些都對病人的康復有很正面的幫助。有些教會更進一步成為提供服務精神病人的機構,包括輔導和宿舍服務,這也是很難得的。但我倒想提醒教會成員,當他們與病者同行時也要懂得抽離,並要在需要時尋求專業的協助。簡單來說,一個助人者必須認識受助者和自己,在瞭解精神病症更多的同時,更要知道自己的限制,這樣才可以更有效地幫助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