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婦產科學系主任 梁德楊教授
盧：梁醫生是婦產科專科醫生，可否先讓我們瞭解，為何會選擇讀醫科並以婦產科作為你的專科？
梁：我在中學年代開始上教會，漸漸有一種想法：將來我想從事助人的職業，但做甚麼才好呢？在我讀預科的時候，我選修物理、化學及數學科，加上我喜歡繪畫，本來盼望入大學時選讀建築系，後來還是想修讀接觸人的學科，所以在1987年我入讀醫科。讀醫科的確辛苦，但當中感受到人的創造的奇妙，很享受學習的過程。醫科內有不同科目，我在各科的成績只屬一般，唯獨婦產科的成績優異，因為這科是自己特別感興趣的科目。最後我就選擇了婦產科作為我的專科，其中我專門研究胎兒醫學(Fetal Medicine)的胚胎學(Embryology)，研究胎兒的發展。
盧：在多年行醫經驗中，有哪些較深刻的個案和經驗？作為基督徒醫生，你如何履行「醫療服侍」這使命？
梁：從事胎兒醫學的工作令我經常遇到發展不正常的胎兒。遇到這樣的情況，是否終止懷孕是一個不容易做的決定。有些人也會好奇，我會否親手處理這類情況。終止懷孕涉及兩方面：(1)需要由兩位醫生經診斷後簽紙確認。作為這團隊的負責人，如果沒有人處理，我就要做「包底」的工作。(2)執行「打針」的行動。第一次「打針」時，我是有掙扎的，後來明白這個無奈的決定是「兩害取其輕」，是一個作出取捨的行動。例如懷有雙胞胎，其中一個胎兒有問題，會影響另一個胎兒，於是為了保存正常那個，只好犧牲不正常的那個。每次執行的時候，我都會以最純熟的技術去處理，將影響減至最低；亦希望藉此機會教導其他醫生，讓他們學習箇中的技巧，在有需要時交由他們處理。
過去處理不少個案都印象深刻，其中難忘一位40歲女士，她曾經歷三次流產，當第四次懷孕時，發現胎兒被診斷出現橫膈膜穿洞，內臟上移而壓迫至肺部，令其不能生長。在胎兒27周時，團隊進行手術，利用胎兒內窺鏡，將球囊放進只有幾毫米的胎兒氣管，讓肺部可以膨脹發育，增加生存機會。後來，胎兒在31周早產，團隊進行剖腹生產時，在未剪臍帶前迅速取出球囊，確保嬰兒氣管暢通。外科醫生更在嬰兒出世後第五日，成功修補橫膈膜，如今該嬰兒已經一歲多，而且健康成長中。
另一個個案是一位傳道人太太，她經歷了多年不育後，終於懷孕，可是胎兒被診斷發現患上「原發性肺積水」，兩邊肺部均有積水，這個案後來被轉介至我們的團隊，進行胎兒導管手術。其後胎兒透過剖腹生產，但出生後仍然需要在新生兒深切治療部留院，觀察其肺部的運作，小小的身體插了四條排肺水的導管、戴上呼吸機等。嬰兒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與調適，在大約三個月後終於出院，一直健康成長起來。
當然，一些無法幫助的個案也是印象深刻的。記得有一個胎兒，透過檢查發現其膀胱出現問題，整個團隊用盡方法去拯救胎兒，可是最後還是救不到。雖然如此，孕婦還是感謝團隊盡力的幫助。
盧：醫療服務常提及「以病人為本」，作為醫生，你在臨床上如何實踐這理念？
梁：正如前面提及，透過產前診斷，當醫生發現胎兒有不正常的現象，幫助孕婦了解情況後，可能會有很多考慮，甚至想終止懷孕。旁人往往難以對她們的決定作出道德判斷，只能予以尊重。作為醫生，我們當然想拯救胎兒，但很多情況都不容易；即使可以醫治，往往也要付上很大代價。無論如何，我們整個團隊都會盡力去幫助這些媽媽，讓她們知道胎兒的情況能否接受醫治、如何治療等，與她們商量和分析風險。因著每個孕婦的背景不同，即使她們有沒有信仰，對於「生命」也會有些想法；加上胎兒也涉及整個家庭，除了孕婦，丈夫、公公婆婆等也會有他們的看法。我會鼓勵病人不要後悔所作的決定，也不要因所作的決定做成爭拗。
其實要處理這些胎兒的情況，在心理和技術層面都有難度。在器材、技術層面，我們都希望能提升，以致減低處理這類情況的風險；至於心理層面，有些孕婦作決定後，可能需要情緒上的紓緩，我們的團隊有負責哀傷關顧的小組，幫助這些孕婦面對當下的哀傷與將來懷孕的情況。
盧：面對繁重的醫療、學術研究、行政等工作，你如何保持從醫的初心？如何面對及克服工作中的挑戰？
梁：我的工作充滿挑戰，每個星期都有四項各佔「三分之一時間」的事情——研究、教書、臨床（接觸病人）、行政，看上去是「超時工作」，但從沒有令我放棄要保持與病人接觸這種「從醫的初心」。這也令我想起有人曾問我，為何不轉投私家執業？因為私家醫生大多都是處理一般情況的懷孕個案，如果有不正常的個案，都會轉介至公立醫院。我的初心就是希望可以照顧情況複雜的孕婦及胎兒，並將相關的醫術透過教導傳承下去，將醫療知識和技術教給下一代。我個人很認同，內心有些滿足感，並非用金錢來填滿的。展望將來，我期盼能在宮外治療、基因治療及幹細胞治療方面繼續鑽研，作更適合的著床前診斷，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孕婦及胎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