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病人需要　優化服務質素

專訪：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及
　　　麥理浩復康院醫院行政總監—鄧錦成醫生

盧：盧惠銓牧師　鄧：鄧錦成醫生　整理：余靄明

盧：鄧醫生是內科專科醫生，可否先讓我們瞭解為何會選擇從醫，並後來以內科作為你的專科？

鄧：兒時我曾經患病，有兩至三個月不能上學；而與我關係密切的爺爺後來亦因病離世，這些日子，我遇過不同的醫生。另外，兒時的我是很頑皮的，讀書成績差，後來因父母的話，自己也開始發奮，結果中學考第一，我亦相信自己將來會是個「好醫生」，於是便順理成章報讀了醫科。

成為醫科生後，我開始感受到行醫是如何助人。記得在醫院受訓期間，我遇上一位患有癌症的伯伯，他經常失蹤，其子女覺得他很麻煩，醫護人員也怕他出事。我跟教授巡房時，教授問他：「你為何從病房逃走，令大家憂心？」他回答說：「教授，你是第一個問我為何逃走的人。因為有個智障人士要我照顧，我逃走是去煮飯給他吃。」其實他是我負責跟進的病人，但我從未想過要問他為何逃走，教授讓我看見關心病人與行醫的初心實在很重要。

1993年醫科畢業後，因為知道自己的手不太靈巧，所以沒選擇外科；最初加入屯門醫院急症科，直至內科有職位空缺，在1996年加入內科的胸肺科。

盧：在你多年行醫的經驗中，有哪些深刻的個案和經歷？你會如何體會「以病人為本」？

鄧：我在胸肺科工作時，學會關心「病人真正關心的是甚麼？」有一次，我向一位患肺癌的婆婆解釋治療方案，她好像不太在乎，直至我問她是否接受治療，她才表示，原來她的大女兒第二天就出嫁，小女兒在幾個月後大學畢業，她只想保持外表的健康而不想女兒們憂心。

至於深刻的行醫經驗，不得不提SARS，當時我與謝婉雯醫生是同袍，最初一起專責SARS病房；後來謝醫生受到感染，我也是她初期的主診醫生。還記得那四至六個星期專責病房的經歷，雖然照常去醫治病人，我卻體會到人的脆弱，也會感到驚恐、抑鬱和沮喪，並讓我感到危機常在。其後我選擇「轉行」，接受深切治療科的訓練並取得相關資格；訓練除了讓我有更高的危機意識，亦透過在不同醫院的實習，體驗不同醫院的文化，學習聆聽、明白他人。

盧：鄧醫生曾參與推動及優化服務質素及安全，你如何看醫療服務的「質素」與「安全」？推動及優化過程中又有何體驗？

鄧：從事服務質素與安全的工作初期，我從控制嚴重感染開始去檢視，發現當時未能達到一小時內給予病人接受抗生素的目標；但醫學研究顯示，要控制感染，病人越快接受抗生素越好。於是我建議在深切治療部的急救藥箱配有抗生素，同時提供清單，讓醫護同事處方抗生素予病人前先作核實。這安排實施後，病人的死亡率降低了超過百分之十。

另外，我們發現醫療程序出錯，不時都是涉及一些非繁複的「簡單步驟」(simple task)。所以我們從整體去檢視，減少「簡單步驟」以減低出錯的機會，同時可讓同事有多一點時間接觸及關心病人。我們要時常思考：「對病人最重要的是甚麼？」但推行新措施時，也不能忽略同事的實際運作情況。例如現時的手術同意書，當初推行時是希望省卻時間，醫生只需要直接印出來便可以使用。然而當我到眼科診所觀察時，才發現他們要即時列印是有困難的，於是在程序上為他們作特別的調整。

盧：雖然接任三間醫院行政總監只有大約一年，你會怎樣形容這三間醫院的獨特文化？未來有何發展？

鄧：我在新界西聯網工作多年，來到這裡是一個嶄新的目光。三院的文化有一點不同，令人有溫暖、家庭的感覺，管理團隊的關係亦較以往密切；若同事遇上問題，會直接與行政總監商討。這裡大部分同事工作多年，一直都希望將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我也希望能夠跟同事一起把工作做得更好，包括文件上的整理、建立適當的溝通渠道，並加強三院與港島西聯網的關係，建立聯網化的思維。現在我到任大約一年而已，因此會循序漸進推動有關想法，多從醫護人員的初心去溝通，讓他們更易明白。例如同事申請購買數種醫療器材，但是預算有限，於是我會問同事：「哪種器材對病人最有益處呢？」透過提問，讓同事理解處境，也增加工作的趣味。

至於未來發展，我們會善用專長復康服務的優勢，例如設有「關節置換中心」，研究提供支援服務予瑪麗醫院的年長病人等。麥理浩康復院則計劃下半年開始專科門診，讓部分長者能在這裡接受診治，減少瑪麗醫院的負擔。另外，未來幾年亦會陸續翻新病房，亦是我們的一大挑戰。

盧：你如何看院牧的角色及與醫療團隊的配搭？

鄧：隨著時日，醫護人員已漸漸更多明白院牧服務，不過仍然可以加強有關認識。院牧定期探訪及關心病人十分重要，藉著瞭解病人的心靈需要，以及他們真正關注的事，既可讓醫護人員更明白病人的情況，院牧的關心亦可為病人帶來心靈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