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沙士爆發至今已一年多，繼去年十月初政府發表「專家委員會」對沙士的調查報告後，另一個大型調查，即「立法會沙士聆訊」也剛結束之時，筆者以一個獨立人士的角度討論政府在處理沙士的責任應該也算適時。
第二個角度評論沙士是來自議員及政客。無可否認，議員是有責任監察政府的運作，一般都會要求政府如實解釋缺漏，對於前言不對後語的楊永強局長自然要質詢一番，甚至要求問責官員承擔行政疏忽的責任。議員們的表現，從筆者的角度來看尚算中肯，例如要求「楊永強」不能當「楊永強」，批評醫管局反應過慢，沒有勇氣正視沙士在社區爆發等論點均是一針見血。不過，議員終歸是政客，是要向市民爭取選票的，沙士的爆發導至多人死亡是否真的如議員般分析完全是「政府的錯」，則是見人見智。
第三個角度是來自業界的批評。這個角度的主要人物是代表各醫療相關團體的人員，包括醫生組織、協會及從業界推選的代表等。有趣的是，這方面的批評矛頭直指醫管局高層及局長等人，而且在批評的時候不只是集中對沙士事件的評論，還會連帶討論醫療資源分配、行政管理手法及領導人員的能力等。固然，由於批評者大都是內行人員，他們有相關的專業知識，而且對自己所身處的醫療體系很瞭解，自然能以業界身份來作批評。不過，業界人士往往會對削減醫療資源作狠狠的批評，究其原因當然是與自己的利益有關。例如，前線或新入職的醫護人員會對被減薪而不滿，部門主管亦會對削資感到憤怒，在野的業界代表為了爭取利益也會向執政者質疑一番，於是批評之聲是絕對不會停止的。
由此可見，要獨立地對政府處理沙士事件下一個結論並不容易。其中一個較中肯的方法是從沒有利益或固定立場的市民角度出發，可能會得出一點結論。筆者嘗試綜合不同的論點及證據，與讀者分享：
沙士在香港未爆發之前，我們已經知道廣東省爆發了非典型肺炎，甚至導致多人死亡。可惜的是，港政府官員在回歸後的「擦鞋□心態嚴重，不敢「得罪□中央的爺爺們，也未有及早控制邊境人口流動和加促中港通報機制的設立，使非典流入本港而不知。這種不敢挑戰中央的心態其實是遠因。
二○○三年三月中，感染人數不斷上升，前線員工已經疲於奔命。可是醫管局及衛生署的主管人員仍是抱著不敢報憂的心態，以長官的權威將事件壓下去。不單不肯承認沙士在社區爆發，更沒有立刻增調資源去設立隔離病房及加強防護裝備，長官意志可見一斑。
眾所周知，過去多年來醫療政策是走錯了路，就是朝著所謂「高質低價」的全套廉價醫療服務之方向，於是公立醫療費用急升，開支難以控制。當市民習慣了這些高質低價服務後，要改變過去談何容易。在近年經濟急促下落及財赤高企的處境下，主管們要控制財政當然是天經地義的舉動。悲哀的是，「沙士事件」生不逢時，如果在經濟富裕的年代時發生，有關官員可以大刀闊斧地投放大量資源去壓止。然而，在削資情況下，政府應該明白在這個非常時期亦應及早動用儲備去面對沙士，否則對人命有很大的威脅。今次政府的反應緩慢，總令人有一種感覺是「關心財政多於關心人性」。這個分析，從專家小組的楊紫芝教授對政府的批評中也可見到。
從市民的角度，我們的確沒有充份的證據去判斷局長或署長是否失職，甚或要他們作懲罰。因為沙士的爆發及失控似乎是整體政府官僚問題，包括特首及高級行政人員欠缺領導能力，政府高官的「擦鞋」文化，行政制度欠缺靈活，醫療開支失控，官員們欠人性化等問題。要一、兩名人士完全承擔責任並非公平。
然而，話雖如此，就算沒有人應當負上行政責任，也當有人承擔「政治」或「道德」責任。在西方國家中，但凡有重大事故而導致多人受害，總有部長或主管主動承擔政治或道德責任，以體驗問責的精神。可惜，沙士事件中不單沒有人擁有這樣的道德勇氣，更令市民氣憤的是醫管局高層仍可在過去一年獲取獎金。這樣的結果反映出「問責制度」明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