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閉威爾斯親王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看香港的醫療制度

 黎定基 

日前醫管局決定關閉威爾斯親王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筆者特意找來香港民生醫療關注組召集人查錫我先生,訪問他對有關安排的看法。現將有關內容轉述如下:

我是查錫我,我將會談論香港醫管局某些不良政策,以及某些會引致部份病人失去生存權利的處事方法,特別是關閉威爾斯親王醫院(威院)的肝臟移植中心,此決定現在已引致其中一名病人梁智明喪失換肝的機會。目前梁先生的情況已到相當差的地步,待會我將詳述。

以下讓筆者為香港肝臟移植之複雜背景作一簡單勾劃。九二年香港大學(港大)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已分別就此著手研究。對兩院來說此乃一項重要科研項目數年後技術得到改善,直到九七至九八年左右,政府正式為瑪麗醫院提供每一宗肝臟移植手術資助三十八萬元。但威院方面至今仍未提供任何資助,移植手術要倚靠中大的撥助才得以進行。故此瑪麗醫院換肝的個案比威院為多。後者每年只有十數個案,而前者則有三十至四十個個案,同時亦因而形成了兩條獨立的輪候隊伍。九九年,中大為了改善移植手術,從澳洲雪梨聘請徐家強教授負責主持肝臟移植小組。徐教授的手術技巧高明,在當地亦享負盛名。他來任後威院手術之成功率提升很多。

回說查先生所提及的病人梁智明,他於九六年發現患上肝硬化,經初步診斷後證實有肝硬化的徵狀。至零零年三月證實其肝臟開始衰竭,詳細評估後於零零年六月被轉介往威院之移植科登記輪候移植,由於其家人的肝臟並不適合進行活肝移植,故此需要輪候屍肝。從那時起直到零二年五月及六月,梁先生先後有二次機會入院準備換肝。但後來卻發現捐贈的屍肝健康情況欠佳,並不合用。直至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梁先生第三次入院,醫生檢查後認為該次捐贈之屍肝相當健康,適合給梁先生移植之用。但在他入院五小時後,威院的外科系主任尹懷信醫生通知因資源問題無法進行移植,結果該肝臟被送往瑪麗醫院。這事經過傳媒大量報導,而引社會注意。事情的發展,最後竟是閉關了成院的換肝中心。

從事件來看,醫管局關閉肝臟移植中心是一項惡劣及錯誤的決策。他們指此乃出於顧及病人,但事實上卻為病人帶來極大的損害。香港有六十多萬乙型肝炎帶菌者,當中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帶菌者最終會形成肝硬化或肝癌。對一部份肝硬化或肝癌的病人來說,肝臟移植是他們生存的唯一希望,可見本港肝臟移植的需求極大。我個人認為假如我們做好器官捐贈的宣傳,兩所中心甚至未必足以應付需求。即使政府因資源短缺而無法增設,亦應維持現有兩所器官移植中心幫助病人,但現在的政策卻是關閉其中一間。

醫管局就此提出了兩項理據,一是根據專家之建議而行。該專家其實是蘇格蘭的一位醫生,其職級類似於楊永強局長。這位專家在一年多前來港進行研究前,已將蘇格蘭當地兩所中心合併。很明顯,醫管局知道其取向是建議刪減一所中心。但問題是蘇格蘭有多少乙型肝炎病人?和香港相比,哪裡較多人口帶有乙型肝炎病毒?醫管局從來沒有交待。醫管局的第二項理據是,威院在沒有醫管局的資助下,其移植手術已達到國際水平,但瑪麗醫院的水準卻更達「超」國際水平,他們是為了病人的利益而將所有病人集中在一所「超」國際水平的醫院,這樣的理據實在極為荒謬。現在輪候瑪麗醫院手術隊伍病人當中,百分之四十的病人等不到換肝便會喪命。

○ 三年一月我曾與梁智鴻主席、高永文副總監、一位立法會議員及一名病人在中環文華酒店共晉早餐。當時亦已向梁、高二人詳細解釋決定對病人影響嚴峻,並指出安排對病人梁智明十分不公平。苦等兩年,最後卻要到瑪麗輪候,又不讓威院為他進行此等手術,即變相要他「等死」。直至○三年七月,當局提出中央輪候冊,我們當時對此表示支持,但我們卻反對關閉威院之中心,因為我們以為,一個中央輪候冊可配對兩所甚至三所中心進行手術。

故此,醫管局並無任何理據將威院之肝臟移植中心關閉,對此我們亦不明所以,是否因為事件經記者揭發後,楊永強局長需要公開道歉,令到醫管局面目無光而要關閉中心?如果屬實,我便認為這樣做法很不正確,因為這與面子無關,關乎的是生死,是救急扶危。在跟進梁先生的個案及與其他前線醫護人員的接觸中,我發現香港的醫療系統的確出了很多問題。醫管局只懂得削減資源,這樣一方面對病者帶來很多壞影響,另一方面亦令很多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量不勝負荷。我曾與不少護士接觸,在與我傾談期間她們都表示工作量不斷增加,壓力大得令她們不禁在我面前流淚。

削資和減少支出,並不是解決香港醫療問題的方法。我們認為醫管局應該:第一,削減高層的薪酬,他們實在應與市民共度時艱。第二,當局應推出一些方案徹底解決本港的醫療問題,而非著重透過減少前線醫療人手,這樣只會使前線的工作量增加。另外,醫管局可以較低的價錢買入一些有療效的新藥然後以成本價轉售予病人,又或提供藥物津貼,由病人負責餘額,而非像目前的做法一般。行政管理方面,應增強上下層的溝通,促進效率和資源應用。

我想說的是,瑪麗醫院、威院和全港的肝病患者都應站出來一同反對醫管局關閉威院的肝臟移植中心,因為中心並非純粹為威院的病人服務,而是為全港的肝病患者服務。但我更希望的是香港的醫療制度得改善,每一個病人的權益得到尊重,健康得到照顧。

讀畢查先生之說話,筆者深感社會公義之重要性,也認同華人社會對肝病處理的需求一般比外國社會為大,理應多設一些肝臟移植中心,這對香港社會將大有裨益,也會為建設是一個良好的醫療政策,走向正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