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示有情人沈祖堯、高永文真情放話

七月十八日,超過一千人在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參加疫示有情人──SARS後如何建設醫院的有情文化特別聚會。沈祖堯醫生和高永文醫生在會上真情放話,使人耳目一清,此處摘錄其中二人的精彩說話,讓參與者回味,與向隅者分享。

沈祖堯︰關心是最好的藥

第一樣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如邀請信所提及的,人情真的很重要。友情是十分重要,親情是十分重要。但坦白的說,我其實並不體會這一點。直至到病房關了,家人在外面喊,病人在裏面不能出來,彼此卻又好想見到對方。我最記得我去大埔醫院探鄭夏恩醫生,她當時在ICU,家人不能入去,我看見她的媽媽一直用手摸著電視機,我深刻的看到他們心裏的沉痛,這種感覺,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如今回顧這一次的病(SARS),我們用了一些試驗性的藥,再看一些數據才發現有一些藥是應該用的,也有一些藥是不知道是否有用的。(沈醫生露了一個帶點無奈的微笑)到如今,我們也不知那一隻藥有效,全世界也不知道甚麼藥是有效的,但我覺得,關心是最好的藥。

我很記得一個例子,就是第一批受到感染的醫護人員之中,有一位男護士,他因為有哮喘的原故,所以喘得特別厲害。每一次我去探他病的時候,我都感覺到他似乎很希望我能和他多談幾句。當我過去看他,就發覺他的眼神有變化。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只是做一些很簡單的事,就能夠表達出一點關心,這種關心,也就是他最需要的東西,甚至比藥物更重要。後來每個早上我去巡房時,我也會走近他們,拍拍他們的膊頭。有時,他們會握著我的手,我就讓他們握住。其實,這又沒有蝕底的?(眾笑)但我覺得,這些touch,真的是可以touch到人的心。其實,你有沒有想過,這實在是我們一個好大好大的特權。因為,平時你在街上找人握著你的手,人會鬧你(眾笑),但當人在絕望、危險時,他覺得有人關心,他需要倚靠你,他才會握住你的手。你有沒有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你有份參與這一份「工作」,可以給人一種舒服的「工作」,這是一個好大好大的特權。

我自問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我甚至不敢告訴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一直不想把自己這個基督徒身份揭露出來(眾笑),但今次真是無辦法,真是唔知點好,完全是好無助,睇住D人死。每一日返工,我都好擔心好驚,一入病房就會問有無人入ICU,有無死人!於是漸漸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眾笑)。

經過這些事之後,我對「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以前,我會「看見」一條大腸在行街,一個甲狀腺行過,我只看見一個病,看不見人。但如今我看見的是一個人,這個人是一位妻子,那個人是一位父親,這個人有一個女兒。突然之間,我明白他是一個人,而且是他們家人十分珍貴的一個人。所以,不可以因為自己唔識,因為自己考慮得不好,決定錯了,就使一個如此珍貴的「人」喪失了。現在,我學會了看人是珍貴的。原來只要讓他拉著手,拍拍他的肩頭,講一些似乎無關痛癢的關心話,他已經十分開心。因為,我們將他看做人,我們願意令他開心,他就覺得自己不是絕望的,不是無意思的。

雖然今次(SARS)我們沒有講聖經、講福音,但之後卻有人信耶穌,一些病人好了之後,他們告訴我,他們「看見」上帝,所以成了基督徒。你問我,他們怎樣看見,我真的不知道,但他們卻是真的看見了。

高永文︰SARS可憎是無情

今日來到這裏,正如沈祖堯所講的,的確有一些震撼的感覺,但在電梯口,遇上一位前輩醫生,接著又有一位聯合醫院的義工朋友,送給我一隻摺紙天鵝。坐下來,心就舒服了很多。

我想分享一些在SARS爆發時的經歷。香港是三月才爆發,而一二月時已聽聞廣東有事,所以我們在二月初已十分緊張,不斷開會尋找對策。直到威爾斯爆發 SARS,真正的恐慌出現。我時常記得三月十二日,二十三個同事病了,超過半隊的心臟內科醫生都病了。當時要決定的是,手術是否要轉到其他地方,服務是否要暫停。而最大的試煉,是何兆煒醫生病了。那段時間,大家看見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傳媒,其實,真正的工作是在背後。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對其他不少的同事是十分不公平的,因為他們做了很多,卻沒有人知道。

當時一些很重要的決定,就如將瑪嘉烈作為SARS醫院。我心中都有掙扎。如果我們把這個當作一場「仗」,我的掙扎是到底指那一個上去前線?因為面對的是一隊「無敵」敵人,要派一隊兵團上去,無疑是叫他們送死一樣。當中一些朋友或許知道,瑪嘉烈是我的母校,我全部的臨床經驗都是在瑪嘉烈而來。所以,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另一件就是不能探病的決定。當時,對我來說並不困難,甚至覺得這是一個正義的決定。因為任何能減低SARS的擴散的事,也應當做,甚至會悔恨做得太遲。事實上,到如今仍有人追究,我們停止探病的決定是否做得太遲。但如今回頭再看,很多病人在病房之中被隔離,孤獨地面對疾病,但這樣的傷害,是否會比 SARS對他的傷害更大?這個問題,我實在不能回答。幸好,後來有一些組織,就像「網絡關懷行動」的視像探訪作出一些補救。

事情的發展令我最深刻的,當然是四月二十五日事件。當日早上,我們已經察覺到整個社會似乎都不滿意我們的工作,作為醫管局的負責人,雖然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力,但市民是看結果的,仍然有人病,有人受感染,市民不接納這樣的結果。即使我唔一定好「份氣」,但我覺得可以「認一點錯」。怎料,當日發生了另一些事(編按︰是電台主持的針對性指責)。其實,當時我並沒有喊,只是有一點咽哽。因為當我想起我不是代表自己認錯,而是代表整個醫管局,代表董事局,代表了那些一齊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的同事認錯,我覺得這對他們不公平,這才是我難過的原因。

雖然四月二十五日我並沒有喊,但事後的日子我有很多機會喊,事實上也有喊。記得有兩次我喊的事情。有一次,屯門醫院的張偉麟醫生在劉永佳先生的追思會中要我講幾句說話。我當時已經軟弱到一個地步,說︰你不要叫我講,我上到台,根本唔能夠控制到自己。當日的追思會,我一直都無事,直至到劉永佳的太太,忍住自己的淚水,叫大家不要灰心,我就再忍不住,喊了出來,這是第一次。

另一次是我話我可以唔做這個位置之後,引起了很多的風波。有一些人亦將矛盾指向我,罵董事局,罵梁志鴻醫生,楊醫生,甚至董生,我因此感到內疚。有一次我與梁志鴻醫生爭拗,我是否應當辭職,我亦十分感到自己對不起他,因此也觸動了喊了出來。主要是這兩次。(此時,會眾都受高醫生的真情表白所感動,他稍停一下,就轉過話題。)

SARS這件事,使我感覺到在整個醫療系統中,怎樣彼此關顧是最重要的。但偏偏SARS是一個十分無情的病。我不說它是一個殺手,SARS使我最憎它的,是它的無情,它使人為了要防範它,就要做一些十分無情的事。因此,我們整個醫療系統日後最難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以往,我們強調大家互相關照,要有愛心,要有接觸,但面對SARS,我們卻不可以這樣。以後我們可以怎樣去面對SARS?我還沒有答案。但我希望在其他資源和政策方面,可以爭取得到有更好一點的環境,就是使大家可以有更好的關懷,例如利用社區的力量、增進在醫療系統中,達到愛心關顧的目的。

(按現場錄音整理,未經講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