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八日，超過一千人在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參加疫示有情人──SARS後如何建設醫院的有情文化特別聚會。沈祖堯醫生和高永文醫生在會上真情放話，使人耳目一清，此處摘錄其中二人的精彩說話，讓參與者回味，與向隅者分享。
沈祖堯︰關心是最好的藥
第一樣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如邀請信所提及的，人情真的很重要。友情是十分重要，親情是十分重要。但坦白的說，我其實並不體會這一點。直至到病房關了，家人在外面喊，病人在裏面不能出來，彼此卻又好想見到對方。我最記得我去大埔醫院探鄭夏恩醫生，她當時在ICU，家人不能入去，我看見她的媽媽一直用手摸著電視機，我深刻的看到他們心裏的沉痛，這種感覺，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如今回顧這一次的病（SARS），我們用了一些試驗性的藥，再看一些數據才發現有一些藥是應該用的，也有一些藥是不知道是否有用的。（沈醫生露了一個帶點無奈的微笑）到如今，我們也不知那一隻藥有效，全世界也不知道甚麼藥是有效的，但我覺得，關心是最好的藥。
我很記得一個例子，就是第一批受到感染的醫護人員之中，有一位男護士，他因為有哮喘的原故，所以喘得特別厲害。每一次我去探他病的時候，我都感覺到他似乎很希望我能和他多談幾句。當我過去看他，就發覺他的眼神有變化。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只是做一些很簡單的事，就能夠表達出一點關心，這種關心，也就是他最需要的東西，甚至比藥物更重要。後來每個早上我去巡房時，我也會走近他們，拍拍他們的膊頭。有時，他們會握著我的手，我就讓他們握住。其實，這又沒有蝕底的？（眾笑）但我覺得，這些touch，真的是可以touch到人的心。其實，你有沒有想過，這實在是我們一個好大好大的特權。因為，平時你在街上找人握著你的手，人會鬧你（眾笑），但當人在絕望、危險時，他覺得有人關心，他需要倚靠你，他才會握住你的手。你有沒有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你有份參與這一份「工作」，可以給人一種舒服的「工作」，這是一個好大好大的特權。
我自問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我甚至不敢告訴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一直不想把自己這個基督徒身份揭露出來（眾笑），但今次真是無辦法，真是唔知點好，完全是好無助，睇住D人死。每一日返工，我都好擔心好驚，一入病房就會問有無人入ICU，有無死人！於是漸漸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眾笑）。
經過這些事之後，我對「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以前，我會「看見」一條大腸在行街，一個甲狀腺行過，我只看見一個病，看不見人。但如今我看見的是一個人，這個人是一位妻子，那個人是一位父親，這個人有一個女兒。突然之間，我明白他是一個人，而且是他們家人十分珍貴的一個人。所以，不可以因為自己唔識，因為自己考慮得不好，決定錯了，就使一個如此珍貴的「人」喪失了。現在，我學會了看人是珍貴的。原來只要讓他拉著手，拍拍他的肩頭，講一些似乎無關痛癢的關心話，他已經十分開心。因為，我們將他看做人，我們願意令他開心，他就覺得自己不是絕望的，不是無意思的。
雖然今次（SARS）我們沒有講聖經、講福音，但之後卻有人信耶穌，一些病人好了之後，他們告訴我，他們「看見」上帝，所以成了基督徒。你問我，他們怎樣看見，我真的不知道，但他們卻是真的看見了。
高永文︰SARS可憎是無情
今日來到這裏，正如沈祖堯所講的，的確有一些震撼的感覺，但在電梯口，遇上一位前輩醫生，接著又有一位聯合醫院的義工朋友，送給我一隻摺紙天鵝。坐下來，心就舒服了很多。
我想分享一些在SARS爆發時的經歷。香港是三月才爆發，而一二月時已聽聞廣東有事，所以我們在二月初已十分緊張，不斷開會尋找對策。直到威爾斯爆發 SARS，真正的恐慌出現。我時常記得三月十二日，二十三個同事病了，超過半隊的心臟內科醫生都病了。當時要決定的是，手術是否要轉到其他地方，服務是否要暫停。而最大的試煉，是何兆煒醫生病了。那段時間，大家看見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傳媒，其實，真正的工作是在背後。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對其他不少的同事是十分不公平的，因為他們做了很多，卻沒有人知道。
當時一些很重要的決定，就如將瑪嘉烈作為SARS醫院。我心中都有掙扎。如果我們把這個當作一場「仗」，我的掙扎是到底指那一個上去前線？因為面對的是一隊「無敵」敵人，要派一隊兵團上去，無疑是叫他們送死一樣。當中一些朋友或許知道，瑪嘉烈是我的母校，我全部的臨床經驗都是在瑪嘉烈而來。所以，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另一件就是不能探病的決定。當時，對我來說並不困難，甚至覺得這是一個正義的決定。因為任何能減低SARS的擴散的事，也應當做，甚至會悔恨做得太遲。事實上，到如今仍有人追究，我們停止探病的決定是否做得太遲。但如今回頭再看，很多病人在病房之中被隔離，孤獨地面對疾病，但這樣的傷害，是否會比 SARS對他的傷害更大？這個問題，我實在不能回答。幸好，後來有一些組織，就像「網絡關懷行動」的視像探訪作出一些補救。
事情的發展令我最深刻的，當然是四月二十五日事件。當日早上，我們已經察覺到整個社會似乎都不滿意我們的工作，作為醫管局的負責人，雖然覺得自己已經盡了力，但市民是看結果的，仍然有人病，有人受感染，市民不接納這樣的結果。即使我唔一定好「份氣」，但我覺得可以「認一點錯」。怎料，當日發生了另一些事（編按︰是電台主持的針對性指責）。其實，當時我並沒有喊，只是有一點咽哽。因為當我想起我不是代表自己認錯，而是代表整個醫管局，代表董事局，代表了那些一齊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的同事認錯，我覺得這對他們不公平，這才是我難過的原因。
雖然四月二十五日我並沒有喊，但事後的日子我有很多機會喊，事實上也有喊。記得有兩次我喊的事情。有一次，屯門醫院的張偉麟醫生在劉永佳先生的追思會中要我講幾句說話。我當時已經軟弱到一個地步，說︰你不要叫我講，我上到台，根本唔能夠控制到自己。當日的追思會，我一直都無事，直至到劉永佳的太太，忍住自己的淚水，叫大家不要灰心，我就再忍不住，喊了出來，這是第一次。
另一次是我話我可以唔做這個位置之後，引起了很多的風波。有一些人亦將矛盾指向我，罵董事局，罵梁志鴻醫生，楊醫生，甚至董生，我因此感到內疚。有一次我與梁志鴻醫生爭拗，我是否應當辭職，我亦十分感到自己對不起他，因此也觸動了喊了出來。主要是這兩次。（此時，會眾都受高醫生的真情表白所感動，他稍停一下，就轉過話題。）
SARS這件事，使我感覺到在整個醫療系統中，怎樣彼此關顧是最重要的。但偏偏SARS是一個十分無情的病。我不說它是一個殺手，SARS使我最憎它的，是它的無情，它使人為了要防範它，就要做一些十分無情的事。因此，我們整個醫療系統日後最難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以往，我們強調大家互相關照，要有愛心，要有接觸，但面對SARS，我們卻不可以這樣。以後我們可以怎樣去面對SARS？我還沒有答案。但我希望在其他資源和政策方面，可以爭取得到有更好一點的環境，就是使大家可以有更好的關懷，例如利用社區的力量、增進在醫療系統中，達到愛心關顧的目的。
（按現場錄音整理，未經講者審閱）